「五年级」，是一群还没轮到「博爱座」，却也还没抢到「贵宾席」的世代。
但「中年危机」、「人生胜利组」这些标签，却已经对这群民国五十年到五十九年出生（今年四十三到五十二岁）的世代，招呼过来。
为什么要了解五年级？因为他们成长于台湾「高经济成长」的一九七○年代，又遭遇台湾巨大变动的一九八○年代，许多五年级怀抱「单纯的理想」特质。面对「又穷又闷」、「内耗空转」的政经困局，五年级「人生下半场」的角色，令人好奇。
但很多年轻人还是觉得，五年级命好、运好。
继承三、四年级生打下台湾经济奇迹的厚实基础，如果职涯顺利，现在的五年级应该有不少人已经拿着含金量不低的名片了。
仗着年龄与资历的优势，人口高达三七五万的五年级生，不但占了台湾劳动人口三成四，而且主计处的统计还刺眼地提醒，五年级是台湾年平均所得最高（约七十到七十四万台币）的年龄层。
「五年级都很风光，但现在是愈晚出生的愈惨，」一位民国六十九年出生的年轻人，说得忿忿不平。他似乎责怪，拿了一手好牌的五年级，竟然赢者全拿，连一点筹码都没留给后来的玩家。
五年级没有成为把饼做大的酵母，反而沦为固化社会流动、制造二十二Ｋ的水泥，这或许是某些年轻人对五年级不谅解的原因。
但五年级也是被严重误解的一代。
吃乖乖长大 未必是乖乖牌
台湾史上头一遭，「零用钱」的观念降临在五年级身上。这意味了，上一代打拚的余裕，可以让他们的子女过得好一点。
「台湾过去胼手胝足累积的家庭储蓄，刚好留给五年级，」财经专栏作家李挺生分析。
国家政策也为五年级送上教育大礼。五年级班长（民国五十年出生）的东元总经理邱纯枝，就定义自己是「九年国教第一代」。
经济起飞、教育普及，这个「黄金交叉」的大机遇，让五年级碰到了。
好好读书，就能出人头地，这是五年级这个世代的福气。
但吃着「乖乖」长大的五年级，未必就是「乖乖牌」。
八○年代，台美贸易谈判的画面，预告了过去搭着美国便车的成长惯性，已经到了临界点。美国「三○一（法案）」，这个经贸关键字，很多五年级都熟悉，尽管他们小时候还听过父母讲述，领面粉与奶粉的「美援」往事。
政治情势更是丕变。当五年级纷纷进入大专院校之际，一九八七年解严，接着前总统蒋经国逝世，加上各种社会运动的爆发，台北街头除了路人，更多的是抗议游行队伍。一些五年级开始从校园到街头，他们催生的一九九○年「野百合学运」，更是他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台湾民主化经验。
让五年级印象深刻的「台湾第一次」包括了，解除报禁（一九八八年）、股市上万点（一九八九年）、中华职棒开打（一九九○年）、新银行开放（一九九一年）。
还有，两岸从探亲到投资，也发生在五年级的成年阶段。很多人因缘际会，成了第一批台干。
慈心华德福教育实验学校前校长、五年九班（民国五十九年出生）的郭朝清回忆起那个年代，「这让我听到了时代的召唤。」
，五年级也见识过什么是「昙花一现」。一九八八年，时任财政部长的郭婉容宣布复征「证所税」，股市在短短十九个交易日里，从八七八九点崩跌到五六一五点。
五年级第一次学到了「崩盘」这个术语。人生无常，不只是古老的谚语，因为五年级所面对的经济环境并不是顺风车，而是「上冲下洗」的云霄飞车。
「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多同学刚毕业的时候，也是找工作找得很辛苦，」邱纯枝回忆。
前怡富（现摩根富林明）投信副总、五年六班的王鸿嫔也是见证者。一九八九年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王鸿嫔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杂志记者，结果公司经营不善歇业，连薪水都没领到。
「二十四岁就跌倒，总比四十二岁来得好，」王鸿嫔不以为意，但跌这一跤，让当时的她晓得，「人生要有危机感。」
更别提五年八班的导演魏德圣，在他三十四岁时，还处在负担房贷的失业状态。此前默默无闻的魏德圣万万没料到，自己日后会成为《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的「亿元票房」名导。
天地更宽广了，呼吸的空气变新鲜了，但从泥土里抽出的青芽，却需要各自找各自的养分。
五年级也闷过，他们和六、七年级的心理距离，未必如外界所想的那样遥远。但不同的是，五年级见证过时代巨变的前后，这让五年级的「大革命」壮志和之后年轻人的「小确幸」情怀，大异其趣。成长于骚动的氛围，多少会影响一个世代的性格。套句五年六班作家王文华的说法，「遵守主流之后，就会想改写规则。」
该捡鞋的时候，就捡
五年级吃着乖乖长大，也乖乖念书，但旧价值却像他们青春期的尾巴，再也不复返了。而更多人走出校园后，也面对和上一代迥然不同的职涯机会与风险。人生被迫「瓦解与重组」，这既是郭朝清的成长写照，也是很多五年级所受的时代洗礼。
但无论运好与否，更重要的是，每个世代都得把牌打好。五年级也不例外。
一九九○年代曾在台湾拥有「基金女王」光环的王鸿嫔透露，当时她每年年底写绩效报告时，对于自己未来职涯的规划，曾年复一年填上China（中国）。
，当时中国根本还没有开放境外基金业者登陆，旁人好奇她为何一直打「空包弹」？对此，王鸿嫔只是耸耸肩，「就当我先挂号，有机会就第一个去。」二○○三年，王鸿嫔终于如愿以偿，就任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总经理。
其实，很多五年级去中国的时间，都比王鸿嫔早。因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与开放，几乎和五年级的职涯起步重叠。而以现在台商投资的规模，年轻人担任台干的机会还是比五年级多。
言及此，王鸿嫔却噗嗤一笑，「如果机会再来一次，会去的还是会去，不去的还是不会去。」
行动与否，都有言之成理的说法，关键在看待事情的角度。
「不要一直抱怨，」逢甲大学副董事长高承恕，今年五月才刚退休，看着校园里的年轻人，他特别叮咛，「要抛开生不逢时的哀怨心态，张良刚出道，还不是得捡鞋子？该捡的时候，就捡嘛。」
这可不是倚老卖老。不久前，逢甲邀请前统一超商总经理徐重仁来演讲，高承恕二话不说，邀集所有学校主管和他一起坐在台下当学生，「该学的时候，就把握机会认真学，」他一点也不觉得不自在。
，现在的环境对年轻人更不友善，房价高、薪资低、就业难。但反过来说，「现在年轻人的创业机会比以前多很多，五年级哪有网络当创业工具？」李挺生接着说，「资金取得成本比以前低，还有健保、国民年金在底下撑着，年轻人应该更有冒险的本钱才对。」
不同世代的「资产负债表」，要用不同的角度解读。
六年九班的陈佳欣才刚离开台湾的大学教职，转到东京大学担任约聘研究人员。她负责的研究计划里，包括波兰、泰国、澳洲、蒙古的学生。接受采访之际，陈佳欣正准备带这群学生前往巴西和智利，进行田野研究。
当有人问陈佳欣，是否台湾就业机会饱和，不得不往外走时？她不讳言，年轻人卡位愈来愈难。但话锋一转，陈佳欣强调，和五年级相比，他们的优势就是国际化程度更高，也有更多与外界接触的机会。
自由化的机会给了五年级；全球化的舞台给了六、七年级的年轻人。不同世代各有不同机会，而即便是同一世代，也照例有赢家与输家。
严格讲，世代交替的外在压力没有改变五年级，而是五年级改变了自己。
瑞士苏黎世荣格学院院长史坦（Murray Stein）十月来台演讲「中年之旅」时提到，人生上半场是在就学、就业、婚姻里寻求认同。但满足温饱、功成名就后，却也会开始怀疑，「人生究竟意义为何？」
五年级应该贡献与回馈
寻寻觅觅，让中年人反复自问自答，「人生是否还能过得更好？」
解严、野百合学运都是陈年往事了，第一次，往往就代表仅此一次。
趋势科技共同创办人陈怡蓁以四年级生的身分分享，要创造精彩的第二人生，秘诀就是「能舍」。
毅然把公司经营棒子交给妹妹，陈怡蓁在文学、哲学里找到天地，并且乐于对外推广、分享。而她的丈夫张明正，则把心力转向才刚萌芽的「社会企业」。
王鸿嫔二○○九年从中国返台后，现在递出的名片是「台湾至善文教协会理事长」。结束了闪亮的投信职涯，王鸿嫔照样把过去累积的商业能力，转移到柬埔寨的贫童教育。
「架上的书必须定时清理，如果不清，怎么有空间放新东西？」这是高承恕的经验谈。
懂得这个道理，才能品味歌手王菲《致青春》里的歌词，「这年华青涩逝去，却别有洞天。」
能将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五年级就不会只注意到太阳慢慢西下，而是更积极设法寻找还需要光照的角落。
体验过大革命滋味的五年级，还是会想让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再轰轰烈烈一次。
至少他们亲眼目睹过，「改变是可能的」。这是五年级的世代信仰。
但这并不代表五年级的人生下半场必须急转弯。
在职场上专注投入的邱纯枝，不图变，但她努力创造机会给年轻人，为东元打造年轻的人才梯队。这是她身为专业经理人的使命感。
而曾经豪气万千的郭朝清，也没放弃过「翻转教育」的理想。只不过现在的他，变得更「务实」，反而更有机会接近年轻时的理想。
财富与地位是五年级累积的基础，但要过好人生下半场，一定是「精神层次的，」史坦提醒。
五年级已经到了更该贡献与回馈的阶段，但不是基于「幸运世代」的原罪，而是他们认真聆听过自己的内在声音，或者发现自己当年的理想还温热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