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在重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等婚姻家庭领域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的基础上，强调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发挥家庭的弱者保护功能，强调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和残疾人在婚姻家庭中合法权益的保护。如在离婚制度中规定“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在收养制度中增加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等。
明确界定了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的范围。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家庭成员。
不再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增加规定一方隐瞒重大疾病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将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在被胁迫而结婚的情况下，受胁迫人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出。
为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利益，增加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况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增加了夫妻间的家事代理权的规定，即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针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难、清偿难以及“被举债”的情况，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范围。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针对婚姻关系之外生育子女、通过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生育子女以及其他对于父母子女关系存在异议的情况，规定了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否认之诉。
回应离婚率走高的社会现实，针对轻率离婚、“闪婚闪离”等现象，增加了协议离婚时的冷静期制度。
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在离婚理由中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离婚。
关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明确规定“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财产制的情形，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庭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在立法中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即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将夫妻一方“有其他重大过错”规定为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
扩大被收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限制，凡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
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相协调，将收养人须无子女的要求修改为收养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明确规定“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并在收养人的条件中增加了具有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以及“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强调尊重未成年的被收养人的意愿。在《民法典·总则编》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年龄下限从十周岁调整为八周岁的前提下，相应扩大了收养、解除收养关系应当遵从其意愿的被收养人的年龄范围，从“十周岁以上”调整为“八周岁以上”。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时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年龄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的要求，不再限于男性收养女性的情形。
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