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至远古时期。
早在西周时期的《太公家教》中，就有“弟子事师，敬同于父”的记载，而在春秋时期，更有“有教无类”等至理名言流传下来。
古代的学校性质的教学机构大致可以分为公学、私塾和义塾三类。私塾是应家庭或家族的需要而自然诞生的，富裕的家庭或家族会聘请落榜考生来做塾师，培养下一代。公学则是国家或地方财政支持的学堂，通常由当地有权势的人负责。而义学则由地府或大家族出资办学，面向特定对象免费开放。
教师们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他们的道德操守和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正如《礼记·学记》所言，“师严，然后道尊”。孔子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身教重于言教，自身的行为举止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
古代教师的收入情况因地区和学校的性质而异。基层教师大多是秀才，也有童生、监生、举人等。他们的工资称为“束修”，可以是银钱、谷物，也可以是二者结合。落后地区的年薪可能只有60石谷子，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或家庭可能会支付更高的薪资，甚至包括节礼福利和就餐待遇。
除了基层教师，大学和公立学校的教师也有稳定的收入。太学博士的官秩初为四百石，后升为六百石，相当于当时的副县级或副市级待遇。而书院等私立学校的教师，由于社会捐助较多，部分收入远高于公办编制内老师。
虽然古代没有教师节，但对教师节日收礼并不管束。每年特定节令，比如新学年开始、结束，学校开办或关闭时，部分家长为表达敬意，会送钱送礼，慰问老师。这种传统也体现了古代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古代教师的生活和待遇虽然较为艰辛，但他们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正是这些教师的付出和努力，才使得古代的文化和知识得以传承至今。古代的塾师与教师：从业、考核与礼聘
在古代，节礼虽不一定人人有，但礼物的传递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义。说到正式上岗的程序，不禁让人想起明朝的塾师应聘过程，那时人们称之为“觅馆”。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亲属、宗族、师徒、朋友、乡缘和地缘等，没有关系的塾师应聘则可能面临较大的挑战。
应聘成功的关键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学识和能力。短暂的接触时间使得东家难以对塾师的学识和能力进行深入的评估。名士、名师的推荐书，如同今日的信用担保，在明末时期变得极为重要。
成功应聘后，一系列的礼聘程序随即展开。首先确定工资、聘仪和开学时间，然后下聘书。这些聘书往往充满套话，语气相当客气。在社学聘师的基本仪式中，教师会表现出扭捏推辞的态度，而家长则需要多次拜请，直到教师最终答应。开学当天，地方小官和学生家长会在社学门口盛装迎接，塾师进门时，学生需行拜师礼。家塾、义塾的聘师情形大体相同，但仪式可能会简化一些。
至于聘期，一般家塾和义塾的聘期为一年，期满后续聘与否由东家决定。社学塾师的聘期则因参与而分为“期聘”和“考核”两种。其中，“考核”是根据定期考核结果来决定续聘与否，考核主持人可能是乡约、州县官、学官等。若塾师学识浅薄，教学成绩不佳，可能会遭到严厉的批评和罢黜。
实际上，为了保证教育的有效性和连续性，塾师的实际聘期往往较长，可能是三、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三五十年。在古代的中前期，由于人才缺乏，换师的情况较少。
古代的教师从业也并非无需考试。在西汉以前，教师多为推荐制，但到了特定时期，出现了教师“资格考试”。例如，要想成为太学博士，必须通过太常主持的考试。而且，对教师个人的教学经历和年龄都有相应的规定。
隋唐时期，形成了完备的官学制度，对教师从业资格和教学能力都有一套完善的考核办法。对包括教育行政官员和教师在内的学官，与其他官员一样，要定期“考课”。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重要标准之一。
宋代是民办学校兴起和繁荣的时代，私立书院流行，但朝廷对官学的把控同样严格，想要成为“公办教师”同样需要通过考试。
明代对教师的考核更加与教学质量和“升学率”挂钩。府学教授、州学学正、县学教谕等的教学成绩直接与学生在乡试中的表现相关联，若学生表现不佳，教师将面临扣工资、罚米等处罚，甚至可能被罢黜。
古代塾师和教师的从业、考核与礼聘过程体现了对教育的尊重和重视，也显示了古代社会对于教师角色和职责的深刻认识。从觅馆到上任，从考核到奖励、惩罚，每一个环节都体现了古代社会对于教育事业的严谨态度。昔日，赵季通作为主管教学的司业，虽身份尊贵如副校长，但因教育之事惹上了朝廷的雷霆之怒。据传，朝廷在审视之后并未降罪于他，但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遂降下“红头文件”，以儆效尤。这份文件所传达的内容，堪称古代教育史上对教师的考核之严厉之最。
这份红头文件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教导弟子再试仍无法掌握文理的教师，将视为失职之举，罪责难逃。对于这些不幸的教师，朝廷将把他们发配到烟瘴之地，以示惩罚。在古代，烟瘴之地多为环境恶劣、人烟稀少之地，这样的处罚无疑是对教师们的一种严峻考验。
想象一下，那些曾经辛勤耕耘在学堂的教师，因为学生的学业不佳，而被迫远离家乡，被发配到遥远而艰苦的地方。这样的规定无疑给教师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同时也反映出朝廷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古代社会，教育被视为培养人才、传承文化的基石，而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朝廷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促使教师们更加尽心尽力地教导学生，以确保国家的文化繁荣。
这份红头文件所传达的信息生动而有力，不仅体现了古代朝廷对教育的重视，也展示了他们对教师职责的严格要求。这样的规定虽然严厉，但也无疑激发了教师们的工作热情，促使他们更加专注于教书育人，为国家的文化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毕竟，每一位教师都深知，他们的责任重大，他们的使命光荣。他们的言传身教，将影响着学生的未来，甚至国家的命运。
如此规定，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对当时的教师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教育责任重大，教师使命光荣。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对教育的敬畏之心，始终坚守教师的职责和使命，为学生的未来负责，为国家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