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祖朝政局与皇位传承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皇位的传承总是伴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太祖朝，无论是对于德昭还是德芳的封爵与授官，都体现了朝廷在皇位传承问题上的深思熟虑。
回溯历史，确立皇储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救时”与“救世”。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地位，确保子孙后代享受国家的专制统治，大多数皇储的确立都遵循着“救世”的理念。在现实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皇储的确立并不总能按照传统礼法的要求进行。这时，“救时”便成为了一种必要。太祖在位十七年，期间一直致力于完成国家统一，确保赵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沿袭前朝旧制的太祖也在进行着自己的计划与改革。爵位，作为封建时期等级地位的象征，与获封人的封土与食邑息息相关。至唐宋时期，爵位已逐渐变成一种“荣誉称号”，待遇远不及前朝。北宋成立之初，虽在爵位制度上遵循唐制，但在皇子的封爵上却与唐制有所不同。皇子出阁即封王，但在相关史书中，我们却找不到太祖对德昭与德芳封王的明确记载。
乾德二年，皇子出阁，太祖认为德昭尚未成年，因此只授予其贵州防御使的职位。开宝八年，赵德芳出阁，一年后也仅被授予贵州防御使的职位，而无其他封爵。学者陈傅良认为，追古意而不直接封王，是太祖的深思熟虑。这既防止了德昭或德芳在封王之后培养自己的势力对皇权产生威胁，也避免了二子在皇权交替时与太宗发生冲突，导致不必要的流血事件，影响政权的稳定与宗室的团结。
太祖对太宗的态度演变也值得关注。从最初的信任与依赖，到赋予太宗极大的权力，任由其发展势力，再到保持融洽的关系，这一切都与太祖的治国思想息息相关。一方面，可能与杜所要求的传位于弟有关；另一方面，太祖也希望借助太宗的力量将权力重新收回到中央，防止大权旁落。
二、治国思想
宋太祖的治国思想深刻而丰富，其中革除弊政和吸收前朝经验是其重要方面。
五代时期，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严重，民不聊生。为了整顿吏治，太祖决定先以重法治之。他认识到，要想使国家走向和平稳定，就必须革除五代的弊政。找出弊源是革除弊政的基础。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重建礼乐制度、安抚百姓、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体现了太祖的爱民思想和对国家的深远谋划。身处乱世之中要想建立新的王朝并避免重蹈覆辙必须进行观念的转换和重建。因此太祖非常重视吸收前朝的经验教训并努力恢复和完善被破坏的礼乐制度实行文治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了解宋太祖的治国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风貌同时也为现代社会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从两次皇位继承解读宋初政局变迁
一、权威的稳固与加强
宋初二帝汲取了唐末五代乱局的深刻教训，为防范潜在的政治威胁，制定了一套集政权、兵权、财权、法权于一身的“祖宗家法”。在解决皇位继承问题时，他们巧妙地运用柔和的手段，达到了集权的目的。宋太祖在位期间，正值北宋建国之初，各项制度尚在构建之中。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太祖并未明确储君之位，这使得太宗得以顺利继位。太宗即位后，提高了宗室的地位，扩大了储君人选范围，这一举措旨在维护赵宋皇室的统治稳定。
恢复“储君制”是宋朝维护统治秩序、确保皇位继承稳定连续的重要举措。这一制度的恢复，对于大一统国家而言，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保障皇位继承无内乱的作用。
二、皇帝个人的战略布局
宋太祖与太宗的关系超越了传统的君臣关系，更接近于皇帝与储君的关系。太祖巧妙地利用太宗的势力来制衡其他势力。当赵普罢相后，太祖封太宗为王，使其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这种安排确保了太宗的继位不会引起朝臣的不满。
关于太祖舍子传弟的原因，史学家们多有猜测。宋朝及之后的史学家认为太祖是“因公废私”，但这只是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太祖舍子传弟的决定更多地是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太祖出生于五代十国的乱世，深知政权更迭、军阀混战的破坏力。他担心如果强行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可能会引发与太宗的权力争夺，导致政局动荡。出于对国家稳定的顾虑，太祖选择了传位给太宗。
三、宋太祖治国思想的形成
宋太祖的治国思想与其个人经历紧密相连。乱世中成长的他，深刻理解了政权稳定的重要性。他虚怀纳谏，进行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致力于国家统一。这些经历和影响了他治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政局稳定的宋太祖也注重听取各方意见，这一品质在他治国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宋初的政局变化与两次皇位继承密切相关。权威的加强、皇帝个人的谋划以及治国思想的形成，共同构成了宋初政局变迁的脉络。在这个过程中，宋太祖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深远的战略眼光，为宋朝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