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末年，东林党与各种地方党派如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的争斗日趋激烈。这一时期，朝廷的腐败日益严重，党派间的纷争不断。
东林党，这个以江南士人为主的政治集团，在明朝末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因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的拥立之功，势力大增。而在浙党落败之后，他们转而投效阉宦首脑，与其他党派展开激烈的争斗。
东林党人以其极强的道德标准著称，他们敏锐地察觉社会的问题，但往往缺乏具体的解决方案。美国学者贺凯评价他们为“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也有人认为东林党是江南各大财阀在朝堂的代理人。
东林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万历时代，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开始，就有东林党争的影子。在这一时期，东林党的成员如孙鑨、赵南星等主持了重要的京察事件。这些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党争，导致大批大臣被罢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林党与浙党、齐党、楚党等地方党派的争斗愈发激烈。这些党派的争斗往往围绕着开放言路、改良时政等议题展开，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支持。
在东林党与各个地方党派的争斗中，浙党一直是其主要的对手。浙党的首领如沈一贯等人纠集在京的浙江籍官僚，形成东林党的反对派。楚党、齐党、宣党等也以地缘关系结成的党派也参与到这场争斗中。这些党派的互相攻击使得“东林党争”持续了数十年，几乎无宁日。
东林党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例如，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癸巳京察中，臣僚乘机徇私毁誉，结援同党，引发了大批官员的罢免和争斗。此后，东林党人在主持京察时多次面临挑战和斗争。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主持丁巳京察时，齐、楚、浙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朋党之争愈发激烈。这一切均加剧了明朝末期的政治动荡和不稳定。
东林党与各个地方党派的争斗是明朝末期政治腐败和动荡的反映。这些争斗不仅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争夺，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这场争斗也加剧了明朝的衰落和灭亡。在东林党争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明朝天启年间，政治环境复杂多变，东林党人与其他党派间的争斗愈演愈烈。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在泰昌元年（1620年）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拥立太子继位功不可没。随后，赵南星、高攀龙等人物重新得到重用。到了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主导京察，成功驱逐了齐楚浙党，但也使得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
随着政治局势的恶化，明熹宗时期，魏忠贤独揽大权，对异己进行血腥镇压。他控制特务机构，爪牙遍及各地，随意，许多东林人物被迫害致死。朝野忠良尽去，边防将帅也遭受波及，如熊廷弼、袁可立等。直到继位后，对东林党的迫害才告停止。但东林党人在崇祯初年虽然暂时抬头，但因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声威再次衰落，阉党势力复起。
东林党人多为知直不知曲的“君子”，注重个人声名胜于国家利益，争意气而非是非。明万历年间因立储一事与大臣反复较量，最终虽屈服于众意，但深居后宫不问国事。黄宗羲曾评价东林党人清议归之，但也有败类。魏忠贤的助手魏广微与赵南星有私仇，因而怂恿魏忠贤残酷镇压东林党人。
在民生方面，明朝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但改革后重点转移到了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东林党在此背景下开始形成。张居正死后，废除工商税的制度得以实施。万历皇帝为充实国库，设法从江南资本家处征税。但由于管理外库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工商税被收到内库。这导致了东林党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不需交税，而北方各省的农民则深受高额税收之苦。
正当北方农民受苦时，《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展现了晚明江南的商业盛景。他除了正常经营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明朝税制为三十税一，但西门庆用行贿等手段逃避税收，使国家吃了大亏。
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之际，魏忠贤的出现为国家带来了财富。他找东林党人交税，使得国库重新充实起来。但东林党欲杀魏忠贤，崇祯皇帝则选择免除其职务并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东林党重新掌权后，废除工商税成为其首要任务。而辽东的军饷问题则日益严重，各层军官的盘剥使得士兵拿到的军饷很少，士气低落。在此背景下，明朝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明朝的动荡与东林党的挑战
明军的将领不断上奏折要钱，然而财政紧张如弓弦紧绷，无以应对。东林党却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并贪污军饷。仅仅指责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开源与节流并行才是良方。遗憾的是，东林党不愿增收工商税，负担最终仍落在农民身上。
随着形势的恶化，明军终于无法抵挡清军的入侵，北京陷落，崇祯皇帝自杀。这一连串的事件仿佛滚雪球般愈演愈烈。明朝的覆灭，其实是一场关于国家财政与策略抉择的较量。
天启皇帝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擅长机械设计，对家具制造和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这些才能可能与魏忠贤的教育有关。魏忠贤对世俗事务了解透彻，经常给朱由校讲述外面的故事，还购买市面上奇特的玩具，让小朱由校眼界大开。这些都激发了天启皇帝对机械制造和木匠的热情。他在紫禁城大殿的重修中亲自指导，展现出了专业的眼光和天赋。《酌中志》也记载了他“一边经管鄙事，一边倾耳注听”，说明他并未因个人兴趣而忽视国事。
天启皇帝即位时，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库空虚，朝廷内东林党争激烈。东林党人擅长指责和弹劾，却未能真正解决国家的问题。天启皇帝逐渐明白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存在问题，因此不愿重用他们。
天启皇帝与东林党之间最大的矛盾集中在国家的税收上。农业歉收导致财政困难，而东林党人坚持重农轻商，要求重点收农业税，这加大了农民的负担，极易引发民变。明朝中期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和资本家日益富裕，但无需承担重税。东林党人为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对商业、盐业、采矿业征税，这与皇帝产生了矛盾。
对付东林党这一文人集团并不容易。皇帝一方人少，难以在理论争辩上胜过他们，而且东林党是“朋党”，势力庞大。袁可立作为东林党的一员，曾提出由朝廷垄断“盐铁之利”的主张，这几乎激怒了一部分东林党人，导致他陷入两党都不讨好的尴尬局面。
天启皇帝面临的局面，似曾相识。万历皇帝曾经也遭遇过这样的挑战，但他的选择是远离朝堂的纷扰，躲进清净的角落。世人骂他懒于朝政，实际上他只是选择了远离喧嚣，寻找内心的宁静。不上朝的他并非不办事，只是不再与那些文人纠缠。
如今的天启皇帝只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面对身边的“东林党”人的职业搅局，他显得力不从心。身边的可靠之人只剩下魏忠贤，这位老谋深算的魏忠贤成了天启皇帝背后的智囊。当灾民大量涌现，“东林党”人却拒绝征税，天启皇帝知道必须打击这种亡国之举，但皇帝不能亲自出面，于是决定让魏忠贤出手，自己在幕后策划。
魏忠贤，言辞俞利，如泼皮破落户般耍起无赖来无人能敌。他的出身背景为他在这场斗争中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他的政治手腕狡诈狠毒，让“东林党”人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这也让“东林党”人对魏忠贤深恶痛绝，骂其为“阉党”。天启皇帝也因此被部分人士视为。
南北党争的影响甚至在清初都依然存在。冯诠与陈名夏的北党与南党之争就是其中的一例。清初大量引用明朝旧宦，明末党争的弊端在清初政局中立即显现。浙江御史吴达弹劾阉党余孽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最终，虽然起初顺治帝未表态，但最终还是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康熙帝对党争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但面对满汉矛盾，他并未采取果断的整顿措施。他与满人贵族谈话时甚至对汉人官员带有明显的偏见和不满。
在这场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无论是朝廷内外的争斗还是南北的党争，都反映出当时政治环境的混乱和复杂。各方势力的争夺与较量，既有权力的争夺，也有思想的冲突。这种局面不仅对当时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皇帝还是臣子，都需要有明智的决策和坚定的信念，才能在这个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