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微微健康网报道的医患关系紧张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对此，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深入分析了问题的核心所在。他认为，虽然医护人员表面上可能被认为是医患冲突的源头，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是冲突的受害者。
自新医改方案公布以来，已近三年的时间。公众对其的评价如何？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卫生部卫生统计信息中心联合进行的调查为我们揭示了答案。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医疗服务的“人”方面基本满意，但对“钱”的问题却存在诸多不满。尽管居民对就医体验基本满意，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服务，但他们普遍对就医总费用、检查费用以及药品费用感到不满，甚至认为这些费用比以前更高。
邱泽奇主任强调，患者的不满并非针对医护人员，而是源于制度安排。由于医护人员是医疗体系的窗口，他们往往被推到冲突的前端。实际上，医护人员是受害者，而非冲突的主要制造者。
调查还发现，对医疗活动最不满意的群体主要是城镇低收入者。这部分人群对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极为敏感。在农村地区，由于新农合的实施以及医疗需求的较低程度，费用问题对农村人口的敏感性较低。但对于城镇中低收入者，我们需要为他们建立专门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以较小的支出获得更全面的医疗保障。
医护人员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超过40%的医护人员表示压力巨大，主要来源于执业安全和执业环境。他们渴望获得更多尊重和社会声望。医生们也在中的公立医院改革中看不到明显的改变现状的出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需要建立合理的医生薪酬分配体系，让他们的专业水平和智慧在医疗总费用中得到应有体现。
邱泽奇主任指出，医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现有制度安排将医方和患方置于利益争夺的两极。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以确保医患双方的利益得到平衡和尊重。
公众对医改的满意度超过60%，但仍然存在与“钱”有关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医患关系，消除认识误区，并寻找更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改善医患关系，确保医疗体系的和谐与高效运行。所谓医方与患方，是构成医患关系的两大核心群体。医方涉及医疗卫生制度、医疗卫生机构、医疗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等多元角色；患方则包括患者、患者亲属及监护人等。但在现实中，很多人狭隘地认为医患关系仅是医生个人与患者个人的交流互动。
深入医患冲突的根本诱因，我们发现现有的制度安排无形中使医方和患方处于利益的两极，形成了一种“零和利益结构”。在这种结构下，每一方的所得意味着另一方的失去，导致冲突在所难免。而由于医护人员作为医疗体系的直接代表，他们自然成为了这种人际冲突的焦点。从表面看，医护人员似乎成为了冲突的源头，但实质上他们是冲突的受害者。
那么，这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专家邱泽奇认为，我们应该从整个医疗体制的角度去审视医患问题。遗憾的是，患者往往难以跳出个人视角，“谁给我看病我找谁”。在此过程中，媒体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他们需要提供更公正、更全面的报道视角，细致呈现事实真相。若媒体仅简单报道高医药费用、医患冲突等，容易误导公众，将个别行为扩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存在心理误区。在求医过程中，他们低估自己健康甚至生命的价值，追求越便宜越好的医疗服务，甚至希望不花钱就能看病。但一旦发生医患冲突，甚至进入法律诉讼程序，他们又认为健康甚至生命是无价的，要求医方赔偿巨额资金。这种对健康或生命价值的“逻辑悖论”应引起患者的反思。患者应摆正心态，既不过度低估也不过度高估自己或他人的生命价值，与医生达成共识，相信大多数医生在职业道德上是值得信赖的。这要求医患双方进行充分的沟通。
在当下，邱泽奇提出了具体建议。改善医患关系，本质上是要重塑适合中国社会的医药卫生体制。例如，建立一个由患者“可授权”的查询系统，使医生能够通过此系统获取患者的就医状况、病史及健康史，从而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及降低费用。建立一个可征信的医患行为评价系统，约束医患双方的不良行为，在社会层面建立管理监督机制。
那么，什么是改善医患关系的“本”呢？邱泽奇认为，就是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医药卫生活动本应是一种公益活动，不应过分追求利益最大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重塑机制，如实行医药分家，让医疗活动回归其公益性。不仅是医药，医技、医护等也应分离，以便医方作为服务提供方展开良性竞争，患方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
通过这些措施与努力，我们有望构建一个和谐、互信的医患关系，让医疗卫生服务真正惠及每一个需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