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五鬼”之一的王钦若因其奸邪行径备受争议。身为五鬼之首，他靠抢夺名臣毋宾古的功绩，成功进入朝廷核心机构，得到了真宗的器重。他擅长诡辩，善于揣摩皇帝心思，甚至通过“天书祥瑞”的邪说为自己赢回政治和经济资本。他的品行不端，多次挑拨离间、嫁祸他人，导致许多朝中大臣被罢官或流放致死。
尽管王钦若的丑事、恶事被揭露，但他仍能得到真宗的宠信。他抢名臣毋宾古之功，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将同事的建议据为己有并邀功晋级。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他行为不齿，却能够暂时逃避惩罚，甚至官复原职。真宗去世后，宋仁宗即位，王钦若仍然担任宰相并封为冀国公，恩宠日益隆盛。
这其中不得不让人的是王钦若为何能够屡屡得逞。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诡辩和揣摩皇帝心思的能力，更是因为他能够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来实施自己的诡计。当遇到与自己作对的人时，他会蓄意报复，挑拨离间，嫁祸于人。
以澶州战役为例，王钦若与陈尧叟主张避难金陵，但被寇准阻止。宋真宗亲征后，寇准全权指挥并取得了大捷，威望攀至顶峰。王钦若因此落了个逃跑派的恶名，心生妒忌，想要蓄意报复。
王钦若的品行和行径让人不齿，他不惜利用同事的建议来抢夺功劳，甚至在遇到问题时推卸责任。他的行为让人不禁怀疑他是否不怕被同事或皇帝揭露。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些行为是否被人揭露。可能那些正直的君子们不屑与他争是非吧！
在朝野间，一日，宋真宗目送寇准离去。这一幕被王钦若捕捉，他趁势向真宗进言。
王钦若试探地问道：“陛下敬重寇准，是因为他为国立功吗？”真宗毫不犹豫地回答：“确实。”
接着，王钦若话锋一转，提及澶渊之役：“澶渊之战，陛下不以为耻，反称寇准有社稷之功，这是为何？”真宗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王钦若趁势继续进攻。
他引经据典，阐述春秋大义：“《春秋》耻之，澶渊之举实为城下之盟。尊为万乘之君而为此盟，其耻何如？”真宗听后神情不悦，王钦若便继续挑拨离间。
他比喻道：“陛下是否了解？赌徒输钱欲尽时，会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寇准之举，便是陛下的孤注。此危矣。”此言一出，击中真宗心中隐痛。回想起澶州之战时寇准逼自己亲临前线的情景，真宗心生不满，开始疏远寇准。
一旦君臣之间产生隔阂，天子的信任便不复存在。寇准在退辽一年后，被罢免了丞相之职，被外放至陕州。
王钦若依仗真宗的宠信，肆无忌惮地对寇准造谣中伤，更别提对其他官员的陷害了。
在澶州和议之后，真宗因“城下之盟”的言论而心情沮丧。王钦若为了宽慰和取悦真宗，提出了泰山封禅的建议。他鼓吹此举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夷狄”，一扫战败的耻辱。
这一提议实则荒诞可笑。王钦若甚至人为制造代表祥瑞吉兆的“天书”，更是离谱至极。最初，真宗对这些捏造出来的“祥瑞”产生疑虑，但王钦若巧妙地说服了一位博学儒者支持他，最终使真宗打消了疑虑。
于是，真宗得以封禅泰山，祭祀汾阴。天下一时之间争言符瑞。我们不禁要问，朝中难道无人能够阻止这种荒诞行为吗？
在宋真宗初期，有“圣相”主政，王钦若等奸邪之人都保持沉默，无法得逞。当李沆去世、寇准罢相后，王钦若的奸计开始得逞。尽管王旦知道王钦若的奸邪，但在王钦若任相的问题上，他也阻挠了十年。由于王旦的性情和善，最终未能避免与王钦若同流合污，遵奉“天书”邪说。
为了顺从封禅之事，真宗曾亲自宴请王旦，赐予美珠试图收买他。王旦明白此事不可为，但也知道无法独自遏制。天书封祀对真宗朝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影响。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耗费巨大，营造宫殿、大兴土木的费用更是无数。佛道人数的迅猛增加也加重了朝廷的负担。
真宗朝前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积累了天下财富。然而后期由于折腾过度，几乎将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了真宗晚年更是国库空虚。《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李贽也痛斥这一行为是可笑的、可叹的。晚年王旦后悔身陷“天书事件”，一度想披上袈裟出家为僧，抑郁而终。
“天书事件”的提倡者和主导者王钦若却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从1005年到1019年真宗朝的权力就集中在王钦若等“五鬼”手中。古代帝王的用人底线是巩固皇权、皇威。寇准虽在澶州退辽中避免了一场劫难但抵不过离间谣言。而王钦若善于揣摩帝意、曲意迎合虽本性奸邪却获得了真宗的器重和恩宠。到仁宗即位后垂帘听政的刘皇后仍拜王钦若为相并封其为冀国公无非是为了通过宰相来实施她的权力欲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