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79岁的父亲在医院做了两回背部手术，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病号服的样子。家里就我跟他两个人——我母亲2006年因癌症去世了——我开车载我爸去看、去杂货店。我帮着他把老房子里的东西清理好，搬到了一间小点儿的、没有台阶的公寓房里。我在一旁看着他在中痛苦挣扎。父亲现在已经完全了，但这整个过程却让他变老了。现在，我们一起上街时，我的步子会放慢一点点。他迟到个20分钟，我就抓狂不已：是不是摔倒了，是不是遇到车祸了？或者是他忘记我们的约会了？哦，上帝呀，他不会是得老年症了吧！我父亲不断地告诉我说他可以照顾好自己，但他的这种声明完全不能消除已经深深驻扎在我脑海里的那层忧虑。父女的角色已经开始扭转，就像现在许许多多人到中年的婴儿潮子女和他们的父母一样。
除了一点：我并非婴儿潮一代的人（编注：指1946-1964年间出生的人）。我今年27岁。
生我的时候，我母亲42岁，父亲51岁。我在林念小学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大多数的家长都比我父母年轻10甚至20岁。我还记得当时我对父母这么大的年纪非常不好意思，还对老师和朋友谎报过他们的年龄。
但在今天，许多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家长，遇到像我这样的父母连眼都不会眨一下。我爸妈之所以生我晚，有许多原因跟现如今决定推迟的人是一样的。他们的事业和政治生活是他们人格的延伸，他们不愿打破既有的平衡。我的父母相遇并且相爱，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成为各自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了。我的母亲是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她觉得如果要跟男人养育孩子的话，对方必须愿意跟她平均分摊抚养孩子的辛苦活儿才行。她花了40年的时间来找到这样一个男人。我父亲在他20岁时有了他的第一个孩子，之后又在24岁时生了第二个，再后来他跟两人的母亲离了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会组织者的工作中去，牺牲了跟两个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他知道如果他还会要第3个孩子的话，他一定要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在我父母这样的年纪要小孩儿的人现在也依然不多见，但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年龄却是持续攀升。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近发现，20岁出头的妇女的率从2000年到2008年有了显著的下降，而30岁以上妇女的怀孕率却呈现攀升。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做父母的平均年龄从21岁跳到了25岁，接受过本科教育的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龄比25岁还要晚。
我母亲要求均摊抚养义务的要求，在我们这一代看来并不算高（虽然妇女最终还是会承担大半的家务）。对我们来说，推迟当父母主要还是因为钱。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转型（这两年因经济衰退而加剧），已经让20％的年轻人因财政问题而推迟结婚和生子的计划。这也难怪：据美国农业部统计，一个年收入在57600美元到99730美元之间的普通美国家庭，养育一个子女，从2010出生算起，直到高中毕业，总共预计花费226920美元。这个数字在千禧一代（指1985-1995年出生的人）看来不啻泰山压顶，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将继续停靠在低工资的服务性岗位上，或是靠当临时工过活，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短期内还得不到改观。像我这样在中产阶级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会希望下一代跟自己一样。我们想等到自己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之后再要孩子。问题是，我们可能会等上很长的一段时间。
现在二十几岁等着生孩子机会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一个。如果我现在生个孩子，孩子倒不会饿死——但我的记者生涯可能会。我的男朋友是个自由制片人，他的财政状况更加岌岌可危。我们常常在过夜，年假快要过期了才用，我们会为了自己在乎的项目通宵达旦的工作。我们更愿意把挣来的钱拿去约会，而不是用来买尿布。
关于这么做值不值得，我不需看远，只要回顾一下我的童年便足以得到肯定。与年轻的家长们相比，我的父母拥有更多的资源。他们受过更多教育，经济上更稳定，事业上更有成，心绪上也更为放松。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有着那种第二次的成熟感——透着一分恰到好处的实用主义的浪漫。我的同龄人推迟生育计划，一部分是迫于形势，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们放不下工作和享乐。不过，要推迟做父母，看来不只要靠运气——还可以用科学。
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激起了广泛的议论。斯劳特在文中讨论妇女是否可以“拥有一切”，并指出坚持晚生孩子到头来可能会花更多的钱、人也会更累。那该怎么办呢？斯劳特的方法是，尽量在35岁之前生孩子，或者“把你的卵子冻起来，不管你结没结婚”。怎么样，容易吧。等我们钱也有了，人也成熟了，那个时候再要孩子，又有何不可呢？
然而，这种逻辑在我擦洗我父亲厨房墙上的一个血手印时轰然崩塌——他半夜里一不小心摔倒了，就这么硬生生的朝墙撞了上去，额头把瓷砖都击碎了。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我常想要是母亲早生我10年，我可以跟年轻的她一起度过怎样的时光。当我朋友的父母还在念东念西、节假日里给他们洗衣服，帮他们填写医疗保单时，我在对我的父亲做着同样的事情。当我的朋友问他们的母亲事情该怎么办时，我只能猜测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会说些什么。
诚然，我母亲去世时只有64岁，远远低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年龄。而且，尽管发生了上述种种事情，我的父亲如今依然健朗；当着教授，每周读几本书，经常旅行。他有朋友，还有一个女朋友。研究表明，年纪大一些当父母可以让你保持脑筋活络，社交也更活跃（我的父亲正是这样）。在经济上他也是很幸运的，他能够雇一个人每周来帮他打扫一次公寓，需要时也能打车代步。他有长期的看护保险，这意味着届时他可以请护工和他住一起来照顾饮食起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算是一个拥有79岁父亲的女儿能有的最好情况了。
但是，负担不起所有这些的家庭该怎么办？那些到了65岁就退休赋闲的父母又将如何呢？
讽刺的是，当你在45岁时生孩子，你就相当于保证了你的孩子会比你懂事懂得更早，他必须懂事早。你的孩子也会比你少一些享受年轻时的自由，因为他们要更早的开始照顾你。家中有年迈的父亲，我就不敢离开纽约，或是把手机关上个3天。我多想推倒一切，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再重新开始，但我却只能把这梦想抛开。哪怕我父亲现在人壮得能参加奥运，我也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的最后10年彼此分隔数千公里远。在十几岁上没了母亲让我悲痛断肠，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都在我25岁前过世。（我父亲的母亲19岁时生的他，我父亲直到60出头才开始像我这样照料他的母亲。）
决定晚要、或是根本不要孩子，这是一回事。觉得你早要或是根本要不起孩子，这是另一回事。如果儿童保育服务不收费，而且很普及；如果老年既人性化，又易于操作；如果就业市场不那么艰难，我想我会很愿意在27岁时生一个孩子。
不过，至于现在什么时候要孩子嘛，还得挑个适逢我卵巢还好、职业前景也不坏的时候，这可是够人猜。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管我什么时候把他们生下来——都会面对比我这几种不是选择的选择更多更好的选择。我们首先得要一个这样的世界吧。
（责任编辑：滕小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