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之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背后的历史真相与深远影响
在历史的长河中，宋朝以其独特的土地政策——“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独树一帜。这一政策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远的文化影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这一政策背后的历史真相和深远意义。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两个词汇的具体含义。在宋朝之前，如汉唐等封建朝代，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为主体的土地制度。国家授予农民土地，因此国家对土地拥有主权和所有权。而所谓的“田制不立”，是指在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下，国家已经无法再授予农民土地，宋朝沿袭了这一趋势，开始不再授予农民土地，封建国家的土地公有制主体地位逐渐丧失。而“不抑兼并”，则是建立在“田制不立”的基础上，意味着国家对个人占田的数量不再有限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那么，为什么宋朝会采取这样的土地政策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宋朝时期，战乱频繁，人口减少，田地大量荒芜。为了恢复经济，稳定农业，宋朝的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农业恢复措施。他们鼓励开荒，允许农民请佃荒地，并且免除了几年的租税，以此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对于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宋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如鼓励归业和鼓励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逃户的田地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稳定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应运而生。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土地能够自由买卖，促进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也反映了宋朝对于社会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他们意识到在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下，抑制土地兼并已经不可能实现，因此转而采取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政策。
“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土地兼并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是宋朝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这一问题。他们通过官田的招佃与民田化等措施来平衡土地资源分配的问题。同时宋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农民的权益如设立均田制等避免农民失去土地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宋朝统治者的努力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是宋朝在社会经济背景下做出的重要决策这一政策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其积极的意义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理解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历史上的土地变革与宋朝的土地制度
经过北魏及唐朝近三百年的风云变幻，我们见证了土地制度的重大转变。在唐朝中期，均田制逐渐瓦解，那些曾经限制土地自由买卖的法令，如限田、占田、均田等，逐渐失去了效力。虽然统治者仍试图通过限制土地交易来抑制土地兼并，但已经无法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蓬勃发展抗衡。到了唐朝末期，土地买卖已经得到了社会的默认，尽管法律上仍被视为非法。
这一时期的宰相陆贽的话语为我们揭示了这一转变的实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后，私人占田的数量不再受限，土地的自由买卖导致了土地兼并的严重状况，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宋朝，正是承继了这一土地私有制和自由买卖的进程。
说到宋朝，我们不得不提其强大的社会经济。宋朝是汉唐之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农业的全面发展，得益于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使用，如秧马、耧锄、耧刀等，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根据南北方的差异，农作物品种的交流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使得农业产量大幅度提升。
宋朝时期，农业发达地区的产量大约是唐朝的两倍，这带来了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极大提升。尤其是粮食的商品化，资料显示，北宋时期每年需要1700万石的商品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左右。而到了南宋时期，这一比例更是提升到了7%~8%之间。宋朝发达的农业和农产品商品化，为农村的专业手工业或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城镇的兴起创造了条件。大量农产品进入市场，直接促使与农村紧密联系的城镇或墟市的崛起，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土地的商品化——土地的自由买卖。
那么，宋朝对于土地自由买卖是如何规定的呢？土地的私有制为土地的买卖提供了前提。只有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才能像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处理土地。土地的私有制和处分权（包括出卖）是土地买卖的必要条件。
在宋朝之前，由于封建社会不鼓励土地的自由买卖，关于土地买卖的法律文献非常有限。到了北魏和唐朝，开始有相关的记录。唐朝之前对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并不明确。到了唐朝，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开始松弛，相关的规定开始增多。特别是寺院频繁买卖土地，也促进了法律对土地买卖的规范。在唐朝，桑田、麻田等永业田可以自由地买卖，国家所授的口分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买卖。
宋朝承继了汉唐之后的盛世，其社会经济之繁荣令人瞩目。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作物品种的交流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一繁荣景象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也体现在土地交易上。宋朝详细而丰富的土地交易规定为土地市场的繁荣提供了法律保障。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宋朝的土地制度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宋朝时期，土地交易活跃，买卖形式丰富多样。在均田制崩溃之后，土地买卖的限制逐渐减弱，至宋朝时，对于土地的买卖几乎没有多大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土地交易程序严格，体现了国家对土地交易的干预以及土地买卖立法的发达。
在宋朝，土地买卖的形式包括买卖、典卖等。其中，买卖分为绝买和活买，绝卖指永久转移所有权，而活卖或典卖则在一定期限内可赎回。典卖是指出典人将土地房产交给典买人，领取典钱，出典人保留赎回权。典买人可以占有田产并享有收益，可以出租或再典当，但不能出卖。
在土地买卖程序上，宋朝继承了前朝的做法，并有所发展。出卖人须向官府投状申碟，获得批准后才能进行土地买卖。亲属具有购买土地的优先权，这在宋朝的亲邻条法中有明确规定。亲邻的先买权受到法律保护，但必须是在法定的三年以内，逾期便丧失了优先权。这些规定体现了宋朝对土地交易的规范和管理。
由于契税过高，民间常常发生名义上“典卖”，实质是“抵当”的行为。为了逃避契税，民间常常采取一些策略，如签订虚假的出典契约和租约等。这些行为引发了诸多纠纷。
总体而言，宋朝的土地买卖程序严格，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土地交易的干预，也反映了宋朝在土地立法上的发达。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法律有所相似，为后来的土地交易提供了借鉴。民间的应对策略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如契税过高引发的民间纠纷等。
在深入理解和分析宋朝土地交易的我们也应看到这些交易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宋朝时期的土地交易活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土地交易的干预和立法也体现了国家对土地资源的重视和管理。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和处理土地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土地交易契约的古老传统，在中国宋朝时期尤为严谨，这一时期的土地买卖流程不仅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而且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亲邻签押是这一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所谓亲邻签押，也被称为“亲邻批退”，是指在土地买卖契书上需要得到相邻土地的拥有者的签字认可，以表明他们放弃依法享有的优先购买权。这一制度确保了交易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在绍兴二年（1132年）的闰四月十日诏书中明确规定，没有亲邻的“批退”和“签押”，田宅买卖将不被视为合法。这一习俗背后反映了宋朝社会的法律精神和对社区和谐的追求。
随着交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立契成交成为重要的一环。关于土地买卖的书契格式，法律有严格的规定。在绍兴十九年（1149年），户部曾明确提出契书中必须包含的内容。宋朝还规定了必须使用官版的契纸和标准契约，以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这种标准契约包含了诸多关键信息，如主契人的姓名、典卖顷数、田色、坐落、四邻界至等。这种规定确保了交易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在宋朝，典契的订立必须有牙人担保。牙人不仅是见证典契的订立者，还要承担买卖本身的担保责任，与业主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有时候为了强化牙人的担保责任，甚至在牙人的田土上设立物的担保。在这一时期，赤契是土地合法买卖的凭证，也是理断买卖争讼的主要依据。与赤契相对应的是白契，虽然有时官吏并不绝对否认白契的效力，但由于白契缺乏官方的确认和盖章，其法律效力明显低于赤契。
在订立契约后，买卖双方需携带砧基籍和上手干照（老契或旧契）到官府交契税钱。地方官会当面核验物力和税钱，然后盖印。还要进行所谓的“批凿”，即在砧基籍上记载更改物权关系的事项。这一系列的程序确保了交易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的田宅买卖必须转移赋役，称为“过割赋税”。这意味着买卖双方必须在契约上明确买卖标的的租税、役钱，并在官府登记更改后，才能成为合法的红契。这一环节是典卖契约实现的重要环节，也体现了宋朝法律对土地交易的严谨态度。
宋朝时期的土地买卖流程体现了深厚的法律精神和儒家思想影响，从亲邻签押到赤契与白契的区别，再到过割赋税的程序，都显示了当时社会对交易公正和合法的追求。这一传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让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法律和社会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