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医改历经多年，但进展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以药补医的现象难以根除以及公立医院占据的强势地位，这使得民营资本在医疗康复领域的发挥受到限制。社会资本的唯利是图本性以及诚信经营问题也是困扰其进入医疗领域的重要瓶颈。
福建青年小夏一直计划要一个龙宝宝，但一次民营专科医院的体检经历让他慌了神。他被诊断为不孕不育，接受了多项检查，费用高达近两千元。在公立医院的再次检查中，结果却截然不同。
记者对小夏投诉的益康门诊进行探访，发现门诊部的标志醒目，记者被导医引导至两位“主任医生”的门诊室。医生在没有充分了解记者病情的情况下，推荐了一系列常规检查，费用超过六百元。许多病人的情况类似，都拿着近千元的检查单。
民营医院一般采取三种经营模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难以避免有医疗机构违背诚信准则、追逐暴利的情况。比如林小姐在厦门国泰医院的经历，她被诊断出宫颈炎并接受了高价治疗，其中理疗费用占了大头。
进一步分析病人的收费单据，记者发现其中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三位患者的病历号都以数字开头，与其他医院不同。经前国泰医院医生透露，这些数字代表病人的特定情况，如可被开发的病人等。这种开发病人的做法让人质疑医院的诚信和道德底线。
2011年12月14日，国泰医院被媒体大规模曝光后，其背后的种种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仅让人们质疑民营医院的诚信问题，也让人们重新思考医改的出路。如何在保障医疗质量的让民营资本更好地参与到医疗领域，成为我们需要深入的问题。
对于小夏的遭遇和其他患者的困境，我们不禁要问：医疗领域的诚信问题何时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行为回归其本质？这需要、医疗机构、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医疗行业的健康发展。此前，上海市药监局前监督员、“打假医生”陈晓兰曾深入参与对厦门国泰医院的调查，其经历令人震惊。厦门国泰医院，一家曾在过去六年间被当地卫检所多次指出存在违法行为的医疗机构。2011年7月，厦门市卫生局已正式吊销其职业许可证，国泰医院在停业整顿之前仍持续接诊病人并进行广告宣传。
陈晓兰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国泰医院存在多项违法行为，其中包括超出职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使用无资质卫生技术人员接诊以及伪造相关医学文书等。更令人震惊的是，医院对外宣称的权威专家医疗团队存在严重的资质造假问题。例如，医院介绍的妇科主任陈仲筠教授，实际上只有中专学历，并非教授或主任职称。另一位侯医师的介绍也存在类似问题，其实际职务和学历与医院宣传的严重不符。
在这家医院里，医生的执业环境令人堪忧。原厦门国泰妇产医院医生在这里执业，作为医务工作者，他们心里充满了不安和不忍。这种做法已经超出了社会道义的范围，令人深感痛心。
国泰医院曾被控欺诈百余次，即使在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期间也依然照常营业。如今，这家医院即将重新开业。陈晓兰曾对福建上海的民营医院进行大规模调查，揭露了假医生、等民营医院违规经营中的猫腻。她指出，医疗欺诈的核心目的是为了谋取暴利，有些医院甚至不择手段，忽视病人的疾病与健康，只想尽快回笼资金。
国家的政策文件鼓励社会投资，促进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但在民营医院快速发展的背后，如何有效监管医院牌照、医生行医资质和医疗检测设备，防范过度治疗和医疗事故风险，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民营医院数量已经超过了7600家，几乎占全国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经营环境，许多民营医院走上了靠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牟取暴利的道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引导民营医院走向诚信发展的轨道呢？
民营医院的起源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由私人诊所发展壮大或民间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而来。21世纪初，我国内地正式开放医疗市场，各地将医疗项目作为招商引资的内容，并将其纳入医疗定点单位。在此背景下，如何确保民营医院的合规经营和患者的权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医院自身共同努力。国家需完善相关法规，加强监管力度；社会需提高民众的医疗知识水平，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医院自身要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坚持诚信原则，真正做到为病人服务。福建莆田人早期涉足医疗行业，迅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医疗集团。这一趋势得到了福建省厦门市新阳医院董事长邱瑞武的见证。
邱瑞武指出，公立医院通常专注于普通病、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而民营医院则更多地涉猎如整容、性病等较为特殊的领域。这些领域在公立医院中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在我国一些省市，设置民营医院的门槛相对较低，规划也相对宽松，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并按标准申请，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获得批准。这也导致了无证行医现象的频发，甚至在一些职业中，没有资质的医生也能上岗。
自2004年起，一些民营医院开始买断公立医院，或与大品牌公立医院联合经营。当时，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逐年减少，一些“又脏又不赚钱”的科室被外包。大多数民营医院采用家族式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多为聘用制，工资结构通常为底薪加提成，主要依赖医生自我创收。
邱瑞武强调，收购公立医院的行为虽然能迅速提高医疗收益，但也可能导致违规操作。公立医院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如果管理不到位，民营医疗机构可能会借助这一品牌进行不当操作。
尽管民营医疗的模式尚未完全成熟，但在医疗市场的开放进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包括上市公司，开始大规模进入医疗领域。以江苏为例，就有5000多家民营医疗机构在册。在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可以找到专门治疗特定疾病的医院，如男性专科医院、女子医院等。
邱瑞武介绍，正规的非营利性民营综合医院诊疗科室分工精细。一些不规范的民营医院往往将妇科、男科、泌尿科、性病科混淆在一起，跨科经营以追求最大利益。与之不同，新阳医院是一家二级一等综合医院，由“赤脚医生”出身的邱瑞武于1997年自筹资金5000万元创建。虽然作为非营利性综合性医院，其赚钱之路颇为艰辛，但经过多年的努力，其年营业额已逾5000万，日门诊量达1000-1200人，成为二级医院中门诊量较多的医院之一。其主要病源来自附近的居民。
邱瑞武表示，虽然医院收入主要依赖于手术费、检查费、特需服务费三大项，但医院坚持非营利性质，各项费用均按物价部门指导价格收取。目前门诊收入几乎微利，但整体盈利可观。
新阳医院不仅在医疗领域全面开展各个科室的业务，方便周边居民的就诊，解决看病难问题，还扩展了养老、康复等服务，深化对周边老人的看护和养老服务。新阳医院正逐步发展成为医养结合的综合医院。
据了解，目前的民营医院主要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两大类。按照国家政策，非营利性民营医疗机构可免交营业税，并得到的政策扶持。对于医院所赚的钱有严格规定，只能用于医院的再发展。邱瑞武强调，尽管政策给予扶持和倾向，但医院所赚的钱不能转移，只能用于医院的运营和发展。
邱瑞武介绍，医院的医生大多来自公立医院或医科院校毕业生。尽管是非营利性医院，但由于门诊量较大，医生的收入还算可观。在邱瑞武看来，不管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民营机构，只要立足社区、规范服务，其发展空间都非常大。邱瑞武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医疗现象，那就是普通民众在寻求医疗环境时，更倾向于选择离自己近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奔波至遥远的大型综合医院。这一决策背后透露出的是民众的务实态度以及对便捷医疗的追求。而当我们谈及厦门的医疗投资环境时，民营医院虽然数量众多，但在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占比仅为公立医院的15.6%，犹如一块蛋糕中的一小部分。
邱瑞武提到，近年来卫生部积极推动民营医院的试点工作，并放宽了医生多点执业的政策，给予了民营医院更多的优惠政策。他认为，只要对民营医疗市场进行严格监管，其完全可以成为公立医院的良好补充。即便是在盈利性机构中，也能在盈利和社会服务之间寻找到完美的平衡点。
提及刘国恩教授的观点，他强调了国外医疗体系的发展模式，在那里，优秀的医生可以自己开设诊所，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专长进行手术或其他医疗服务。而在欧美等国家，医生自由开业已经深入人心。这样的模式使得大量的小型医疗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社区中涌现，为民众提供了更为便捷和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对比之下，国内的民营医院虽然数量增长迅速，但所占医疗市场的比例仍然较低。大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日益成熟，而民营医院在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国内，这一数字仅为30%左右。
刘国恩教授进一步指出，民营医院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虽然存在个别不良现象，但民营资源进入医疗市场是大势所趋。有效的监管和约束下，草根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认为，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依靠医院专业团体对医疗机构人员的资质和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严格把关。监管与专业团队监管相结合，通过公共信息发布等方式，让民众在就医时能够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
编者认为，自从国家准许民营医院进入医疗领域后，它们便迅速崛起。虽然民营医院的盈利性大于慈善性，导致发展中难免出现诚信或欺诈问题，但这仅是医改过程中的挑战。诚信问题并非仅限于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同样面临。国家应该鼓励民营医院的发展，而不是因诚信问题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相反，应该通过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管机制，引导民营医院走向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这样，医疗领域才能迎来更为繁荣的景象，为广大民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