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关于皇位继承的礼仪背后隐藏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我们谈论的并非简单的权力交接，而是一场关于“礼”的深入探讨。
这次，让我们聚焦于“大礼议”，不再过多涉及文官集团的自身利益，仅仅聚焦在这个“礼”字之上。
在祖制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皇位传承的两大原则，同时长幼有序，嫡出子嗣优先。孝宗死后，长子武宗继位，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武宗的英年早逝，未留下子嗣，这就引发了后续的皇位继承问题。
按照礼法，如果武宗平辈中有嫡子，可过继给武宗再继承大统。但武宗的堂兄弟们都尚未有子嗣，父死子继的路走不通，只得考虑兄终弟及。
按照习俗，长房无嗣，可从其他房过继一子来继承。目光转向了孝宗的兄弟之子。由于祖制只立嫡不立庶，所以只能在孝宗父亲宪宗的嫡子中寻找合适的人选。也就是说，从武宗的嫡堂兄弟中找一个嫡出的孩子，先过继给孝宗，再继承大统。
在宪宗的后代中，寻找合适的继承人并不容易。宪宗皇后所出的孩子中，吴皇后和万贵妃未能生下儿子。孝宗的同母弟纪氏虽然生下了唯一的孩子，但纪氏早逝，这条线也断了。
再往下看，宪宗的两个贵妃所出的孩子中，万贵妃之子虽早夭，但邵贵妃之子朱祐杬尚有一子。在这一辈中，朱祐杬家的长子朱厚熜成为了候选人之一。按照长幼排序，益王朱佑槟的长子朱厚烨比朱厚熜年长，却是武宗所有堂弟中年龄最长的一个。但由于其母身份较低，朱佑槟家的孩子在入继问题上被排在了后面。
朱厚熜的继位并非简单之事。他必须在继承武宗之前先过继给孝宗。这就是大礼议中的核心议题。在古代中国，“礼”与“法”紧密相连，皇家之礼关乎国本，继承人的废立更是至关重要。只有孝宗的嫡出子嗣才能继承大统。朱厚熜只是武宗的堂弟，如果仅以兴王的身份入继，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历史上仅有燕王朱棣通过战争夺取皇位的事例，直接藩王入继大统的先例并未开启。兴王入继大统必须遵循继承法则，也就是“礼”。
这一系列的礼仪和规则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古代中国的皇帝深知礼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维护国家根本的重要性。在皇位继承的问题上，“礼”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也解释了为何朱厚熜需要认伯父为父、认父亲为叔父的原因。礼仪之邦，礼字为重；事关国本，更要据“礼”力争。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国家根本的维护。在朱厚熜踏上赴京之路时，有人提议以迎接天子的礼仪来迎接这位藩王，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礼部尚书的严词拒绝。
这位礼部尚书的话语，犹如一记重锤，震撼人心：“他一个藩王，有何资格享受天子的礼仪？今日开了这个先河，日后如何维护既定的礼仪法度？继承的礼法岂可轻易破坏？”
在帝制时代，下马威的展现往往意味着权力的碰撞。即便文官的势力再如何强大，只要皇权依然存在，皇帝就有能力掌控大局，随时可以对不喜欢的人施以惩罚。伴君如伴虎，文官即便有理，也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能保全自身和官位。
杨廷和虽权欲熏心，但也不得不顾忌自己的地位和生命。在朱厚熜新君甫到之际，他并未直接与之对抗。毕竟，文官的力量虽大，但依然在一人之下。当内阁次辅梁储等人从安陆接朱厚熜进京时，却遭遇了一场较量。
面对文官的精心布局，朱厚熜直接以坚定的声音回应：“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他坚决拒绝了在进京前先行举行皇太子登极礼的要求。面对朱厚熜的坚定拒绝，杨廷和提议他先从东华门进宫，暂居文华殿，再择日举行登基大礼，然而这一提议也被朱厚熜驳回。最终，朱厚熜直接在大明门入皇宫，完成祭告宗庙社稷的仪式，直接前往奉天殿即位，向天下宣告：“奉皇兄遗诏，入奉宗祧。”
年仅十三岁的朱厚熜，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展现出了高超的手腕。他先是强硬拒绝文官的要求，然后再以“皇兄”的称谓迷惑对手，让自己先登基稳固地位。朱厚熜自然熟知皇族礼法，他巧妙地利用礼法中的漏洞，在追尊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为帝后的直接继承了皇位。这样一来，他的生父也成为了皇帝，他继承皇位同样是符合礼法逻辑的。
在这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杨廷和、梁储等前朝内阁老臣试图掌控新朝的主动权。然而在大礼议所争论的“礼”之下，隐藏着他们对新君的试探和掌控欲望。在前朝武宗在位时，内阁的作用和施展空间十分有限。在武宗去世后，当合法继承人朱厚熜仅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时，他们或许认为这个孩子会比武宗更容易掌控。于是，他们便以“礼”为借口，试图在政治上掌握主动权。然而他们并未料到，朱厚熜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般容易对付。作为一个母亲，张太后在武宗死后迅速行动，联合杨廷和等人清算近臣，并与他们共同操办兴王入继的事。她的钢铁意志让人不得不佩服。在这场激烈的权力博弈中每个人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和谋略试图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大礼议的纷繁事务中，张太后的身影尤为显眼。可以说，这一礼仪盛典是张太后和杨廷和等阁臣在武宗逝世后策划的一系列政治行动中的压轴大戏。在外部，杨廷和与朱厚熜围绕着身份认同展开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较量；而在后宫之中，张太后同样在争抢一个“礼”字。
朱厚熜的生母兴王妃，在朱厚熜迁都北京后也随之前来。初时，张太后以藩王妃的礼节待之，其食宿条件及随侍人员配置均普通。对此，朱厚熜心生不满，但张太后并未在意，反而待之更疏。张太后的尖刻确实令人畏惧，不难想象兴王妃当时的处境颇为艰难。张太后所争的“礼”，无非是希望朱厚熜能称自己为母后，让他成为自己的嗣子，从而继续保有太后的地位，维护在朝中的威望，为家族谋取更多的利益。
张太后的两个兄弟张延龄、张鹤龄自孝宗时期就得势，虽多次因贪赃枉法被孝宗训斥，却始终未受法律制裁。究其原因，正是张太后在朝中的威望。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张太后必须确保自己的权势稳固。她与杨廷和自然形成了合作关系，共同操办这场大礼议。
大礼议结束后，最大的赢家无疑是朱厚熜。他不仅稳固了王位，获得了一批支持自己的文官，还使得自己的父母成为了帝后，开启了长达四十五年的嘉靖王朝。他成功争取到了自己想要的“礼”，即以睿皇帝、睿皇后之子的身份继位，名正言顺，入继大统。
至于杨廷和张皇后，他们则输得一败涂地。杨廷和被朱厚熜指责为罪魁祸首，削籍为民，遣返故乡新都。对于已年近古稀的杨廷和来说，这或许并非最坏的结局。毕竟，即便不削籍，他也已年迈，差不多该致仕还乡了。对于杨廷和而言，更为痛苦的是他的儿子杨慎，这名状元郎在最辉煌的年纪被朱厚熜廷杖后流放云南，再未返回，直至老死戍所。
在流放途中，杨慎经过赤壁，心生感慨，带着刑枷写下了《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张皇后在嘉靖三年时，由“皇圣母”被降格为“皇伯母”，待遇大不如前。而后，张鹤龄被捉，张延龄被杀，张家外戚的荣光就此烟消云散。
杨廷和张太后未能争得他们的“礼”，朱厚熜不仅未过继给孝宗，更以睿皇帝朱祐杬之子的身份继位，无视孝宗之子武宗的存在。从情感角度看，即便武宗在世时，杨廷和张太后对他有所不满，但在大礼议时，他们不仅为孝宗争儿子，更为朱厚照争名分。朱厚熜以睿皇帝之子的身份继位，使武宗的皇帝身份变得尴尬，仿佛成了一场笑话。
若朱厚熜再进一步，真的将武宗贬为藩王，或许武宗自己还会感到欣慰。毕竟，他自己所封的镇国公爵位，比藩王还要低。这场大礼议不仅改变了朝廷的格局，也影响了每个参与者的命运。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每个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最终谁能笑到仍是一个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