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财富与地位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商人的社会地位，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尽管有许多富有的商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始终未能与他们的财富相匹配。
这并非是因为商人缺乏经商能力或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是因为历朝历代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这种政策的根源，与中国独特的自然经济基础以及封闭式的内陆环境有关。在这种环境下，农业被视为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视为瓜分国家资源，不利于国家和民众。商人常常受到压制，不仅要面对极高的税赋，还要时不时面对禁售令的颁布。
例如，在年初的朝代，为了尽快恢复经济、稳定物价，曾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能坐车，并以高租税来限制商人的经营活动。这些政策使得商人的日子过得很憋屈，不仅有钱没地方花，而且子孙后代都无缘于官场。全社会都看不起商人，即使商人再有钱，也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
我们不能忽视商人在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商人也有过辉煌的时期。最早的商人活动可以追溯到《易经》中的记载。在那个时代，商人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更是中华文明的开创者之一。商族人凭借他们的经商才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推动了城市的建设、青铜的发展，甚至创造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系统——甲骨文。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商人的地位开始发生转变。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了对商人的贬斥，法家更是主张抑制商业，认为商人本身不创造财富。秦国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正式确立了重农抑商的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大势所趋，有助于解决土地供应危机和稳定社会秩序。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否认商人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们不仅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更是文明的推动者。我们应该正视商人的贡献，同时也应该反思历史政策对商人地位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劳动成果和贡献，不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和进步。
商鞅此时提出“奖耕战、废井田、开阡陌”，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买卖合法性。他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确保他们拥有耕地，同时借助律法的力量强制分配劳动任务。这一“暴政”是确保政策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
这一政策如同救命的良药，拯救了濒临灭亡的秦国。其产生的毒副作用和负面影响亦不容忽视。在商鞅变法的时代，商业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几乎形成了全民重视农业、轻视商业的局面。城市商业经济被压制，商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商人在历史的舞台上长期陷入“窘境”。在秦朝之后，商业不受重视成为了中国历代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尽管有调整和改变，商业也曾断断续续得到一些发展甚至繁荣，但这些繁荣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而零散的闪光。
商人在许多时代并未受到善待。他们不仅受到忽视和怠慢，更遭受打压和侮辱。在古代，要成为一名商人，必须有坚定的心理准备，并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他们被视为“贾人”，被编户管理，一入市籍便三代不能更改。征发戍边时，商人常常是被遣戍的对象，地位如同罪犯。
在那个时代，出生于商贾家庭的人仿佛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商人家庭的女性不得穿戴金银锦绣，违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在汉代，商人被特列入“七科谪”，这七类人不享有正常的人身权利，国家可以随时把他们发配充军。这种不平等对待的现象一直存在。商人不仅不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而且他们的商业经营受到限制。
秦代商鞅变法禁止商人从事粮食贸易，汉朝甚至限制商人的活动区域，并征收重税以困辱之。为了防止奸商偷税漏税，商人被按五人一组进行划分，每组中的成员互相担保和监督。宋元时期不仅商业税征收比率高，而且名目繁多；明清时期更是颁布“禁海令”限制商人。朝廷还推行官营专卖制度，对盐、铁等战略物资实行国家专卖，商人的生存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
在这些因素的限制和打压下，古代商人面临的困境可想而知。那么，为何重农抑商的政策长久不得改观呢？
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秦朝开始实施，虽然稳定了农业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延续，但其弊端也尤为突出。过度抑制商业发展，甚至下令迫害商人，把商人和奴隶一起充军到边塞屯边，大力施行“愚民”的方针，必然会导致社会问题的加剧。
在人口快速增长、土地快速饱和、工商业停滞不前的背景下，年轻人无法找到就业机会，社会问题一触即发。各朝代虽然对这一政策有了清醒的认识，工商业政策比秦朝宽松，但整体上依然延续“重农轻商”的做法。即使在唐宋这样的开放时代，对商人依然存在着各种不平等的打压政策。
那么，为什么无论成功的王朝还是速亡的政权，在经济的总体政策取向上都坚持了“重农抑商”这项基本国策呢？这并非偶然，其根源在于统治者的稳定政权需要。他们希望通过抑制商业发展来维护农业的稳定和农民的忠诚，从而保证政权的稳固。这种政策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以及商业文化、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的缺失。在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心中，对于“变化”的惧怕根深蒂固。他们担忧的不仅仅是政策的“变法”，更是社会结构中的“叛变”。商业活动的繁荣，必然带动人员、财富和物资的流动，这种流动性带来的不确定性，让统治者对商人群体保持了高度的警觉。而相对于农民，他们的生活方式稳定，朴素而易管理，更易于得到统治者的信赖。《春秋》中所述，“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古代社会对商人的观念充满了偏见。在古人的眼里，商人以利益为重，道义为轻，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悖。在《论语》和《孟子》中，对富者的道德要求更为严格，这也逐渐形成了对商人“重利轻义”的刻板印象，从而产生一种轻视商业的价值体系。
中国的地理环境也对“重农轻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土地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对物资交流的依赖度相对较低。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经济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商业的发展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中国古代“重农轻商”的传统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政治、文化和地理原因。这一政策的实施，既有明显的优势也有不可避免的劣势。但历朝历代都选择这一政策，并非统治者不愿变通，而是他们面临着深深的矛盾。这种矛盾或许可以从经济学家诺斯的理论中得到启示。
国家发展的双重目标——提供产权以获取租金最大化和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最大化——常常处于冲突之中。封建统治者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既要促进经济增长，又要防止因权力滥用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在这种背景下，“重农轻商”政策或许是一种平衡两者矛盾的权宜之计。农业的稳定与可控性能够为统治者提供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商业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则需要更为精细的管理和调控。
“重农轻商”的传统政策是古代中国面对特定历史、文化和地理环境的一种策略选择。这种策略背后是统治者对稳定与变化的权衡，也是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秩序维护的双重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