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盘古时代的溺器“虎子”，在今日的病院和一些乡村场合，我们仍然可以见到其踪迹，被称为夜壶。尽管许多人可能不了解，这种溺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或许通过探究其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深入理解什么是源远流长。
在东汉以前，这种溺器被称为“威”，因其多以木制，故在木字旁加形旁“械”。从东汉开始，则通称为虎子。为何将其制成虎的形状，这其中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盘古时期，“威”和“畏”是可以通假的。畏是一个象形字，形如鬼头虎爪，寓意可怖、可恨之意。人们对虎的既畏怯又腻烦，期望能克服它、惩罚它。将亵器制成虎的模样，并称之为“威”（畏），正是反映了这种情绪。
西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记录了一则传说，汉飞将领李广与其弟在冥山之北打猎时，看到一只卧虎，李广一箭将其射杀，之后根据虎的形状创造了一件溺器，表达了对虎的腻烦和屈辱。这个故事可能将更早的传说附会于李广，但证明了制“威”为虎形，确实是为了表达对虎的腻烦与克服。从此，俗称的“虎子”便代“威”而流传。
通过考古挖掘，我们发现虎子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出现。1980年，湖南长沙文物队在长沙火车站附近挖掘的一座战国时期的土坑竖穴木椁墓中，出土了一件彩画漆虎子。这件虎子器形如虎，俯首爬行，张口近圆，从口到腹镂成空腔，眼、耳、鼻部雕塑精致，尾上卷与后脑贯串形成把手。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虎子之一。
汉代的虎子使用逐渐广泛，出土的有陶、漆、铜、瓷等多种材质。《西京杂记》记载，汉代已经用玉制作虎子，但考古挖掘中未见实例。虎子的器形在汉代十分普遍，如1973年江苏新沂出土的东汉绿釉虎子，作伏卧状，手脚曲折，虎首左转，张口露齿，须髯俱全。尤其独特的是，一般的虎子都以虎口为流，而此件虎子却以右耳为流，上翘的尾巴与左耳连成把手，造型新颖独特。
在汉代画像砖、石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虎子的形象。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中的一副厮役涤器图中，有一楼阁，阁外场合上立着一口洪流缸，左右有一人弯腰手持笤帚和圆箕，眼前地上置一虎子。据推测，图中的虎子应该是男性墓主人的溺器。
魏晋时期，虎子的使用更为普遍。从器形上看，东吴时期开始流行茧形器身，口部不见虎头装饰，提梁作奔虎状。之后口部堆贴虎头的装饰逐渐流行，腰部变小，两侧刻划飞翼。东吴时，圆体形虎子也开始出现，不带有虎形装饰，平底。到了二晋时期，圆体形虎子数量逐渐增加，与茧形虎子并行发展。
以赤黑十四年铭青瓷虎子为例，该虎子于1955年出土于南京光彩门赵士岗吴墓。体似蚕茧，四脚屈卧腹下，提梁塑形成虎形，虎头与器颈相交。器腹一侧釉下刻有铭文“赤黑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另一侧尚刻有“制宜”二字。赤黑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的年号，“会稽上虞”即今浙江上虞县。“袁宜”为工匠的名字。这件青瓷虎子的造型灵巧、釉色匀称且年代可考，是罕见的杰作。由于当时青瓷的制作数量有限且主要用于贵族阶层的生活用品中并不进入普通百姓家中因此这件青瓷虎子刻有帝王年号并放置在显眼位置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有人认为虎子可能用作酒具或打水工具特别是江苏镇江一座东晋早期墓中出土的一件铜虎子被作为酒具使用的证据之一但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以还原历史的真相揭开古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的更深层次奥秘使人们对这件物品的理解更加深刻和透彻同时也能对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酒具的种类繁多，如兽首、鸡首及凤头壶等，它们虽然优雅，但仍需一种更为实用和合理的工具来辅助酒的酿造与享用。在这其中，铜虎子作为一种独特的酒具，它的出现引人注目。
与其他酒具相比，铜虎子有着独特的结构。尤其是那件带有对流孔的铜虎子，仅此一例，显得尤为独特。其余虎子并不具备对流孔，因此这一孤例并不能全面代表所有虎子的特点。从先秦至汉代，人们使用盘盂作为盛水器具，它们以及后来的罐、洗等都比虎子更为普遍和实用。铜虎子作为打水工具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完全排除。
虎子最初是作为亵器出现的，其尾部开设气氛对流孔，便于倾倒和清洗。这一设计充满了实用性，使得虎子在历史的演进中得以留存。尽管它的形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但它的功能始终不变，那就是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
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却有着几千年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无论是形态还是功能，都在不断地适应着人们的需求。生活中，谁又能离开它呢？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变迁，也陪伴着我们度过了无数日常时光。无论是作为酒具还是日常生活用品，虎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存在，也是我们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