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的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共捐献大器官546个，成功挽救了540余名垂危的生命。这一消息来源于微微健康网。
3月22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会”在杭州举行。中国红十字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已完成器官捐献的数量相较于需求仍显不足，但这一体系仍在稳步前行。中国每年有约150万的病人需要器官移植，而目前的捐献器官数量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对此，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希望在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内，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建立起完善的器官捐献体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死囚获得移植器官的畸形方式。
随着死囚器官的逐年减少和器官捐献体系的尚未完善，建立面向公众的捐献体系成为了行业的迫切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机制和制度的保障是至关重要的。多位业内医生指出，目前器官捐献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其中包括公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不足、医院和医生的顾虑以及潜在捐献者渠道的不畅通等。
死囚捐献的现实困境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据统计，我国每年约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而器官缺乏是主要问题之一。与此我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高达150:1，差异悬殊。黄洁夫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这导致了一个不正常的局面。随着死刑政策的调整，死囚器官的来源也在逐渐减少。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器官捐献的实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家属的意愿与医院的顾虑常常发生冲突。有时候，家属主动提出捐献，但医生可能会因为害怕引起医疗纠纷而坚决反对。很多医院和医生不能正确按照卫生部的标准来判定死亡，不能及时准确发现潜在捐献者并及时上报信息。
中国红十字会的官员和专家也在积极解决方案。他们发现，交通事故死亡者以及重症监护病房中的危重病人是被长期忽视的潜在捐献者群体。黄洁夫表示，如果能够将这些群体纳入自愿捐献渠道，将会大大增加捐献规模。推广器官捐献的理念和普及相关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避免救助过程中的买卖器官嫌疑，相关人员正在积极寻找潜在捐献源。他们进入医院，把捐献宣传材料和名片留在医务科，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器官捐献的重要性。
尽管我国在器官捐献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以确保更多的潜在捐献者能够加入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让更多的病人得到及时的救治。器官捐献之路：从意愿到行动，我们如何走得更远
当潜在捐献者的身影出现，我们的医生总是带着慎重的目光询问家属：“是否愿意在亲人离世后捐献器官？”这是一个充满情感与道德交织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服家属接受捐献，而是传递一种选择的可能，为他们提供一个联系方式，以便日后回忆与决策。这样的工作往往会引发误解，担忧背后是否存在某种利益交换。小黄，一位负责器官捐献事务的工作人员，对此深感忧虑。
现实情况是，在已经成功捐献器官的案例中，绝大多数家庭面临着救助的困境。令人惊讶的是，捐献器官的人群构成以贫困者和打工者为主，富人捐赠的案例却鲜有耳闻。对此现象，黄洁夫强调，器官捐献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事业，任何权力寻租的行为都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贫困家庭的人道救助问题成为了绕不开的话题。人道救助与器官买卖有着本质区别，是基于人道精神和学的考量而设立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救助背后可能出现的器官买卖的争论。为此，必须保证捐献先于救助，让救助成为纯粹的救助行为。对于救助的分配机制来说，需要基于家庭的贫困状况来决定救助的多少，并与捐献的数量分开，确保两者之间不挂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多个试点省市已经制定了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全国性的《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的讨论也在进行中。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器官捐献所面临的众多难题背后是机制和法律的瓶颈问题亟待解决。其中之一就是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工作缺乏专门管理机构的问题。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职责和地位缺乏法律依据成为了最大的挑战之一。对此问题红十字会内部已基本达成共识并正在努力推动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要求红十字总会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但国家层面仍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这一工作仅仅是红十字会总会的其中一个部分而已尽管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已经共同向中编办申请推动成立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但目前仍在积极协调中与此同时修订《器官移植条例》已被纳入计划修订后的条例将明确红十字会的职责并鼓励公民在逝世后捐献器官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公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试点评估过程中一份调查问卷显示有超过70%的人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器官这一数字出乎许多人的预料更令人欣慰的是这部分人中约有70%是年轻人他们的决定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延续的希望和对未来的无限可能。我们期待着这一制度的完善与落实让每一个愿意捐献器官的人都能得到尊重和帮助让生命的传递更加顺畅和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