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饮食文化的变迁与演进，如同一幅绚烂多彩的画卷，东西方各自诉说着独特的饮食故事。今天，当我们探讨分餐与合餐这两种饮食模式时，不禁要回溯历史的源头，探寻它们在不同文明中的起源与发展。
曾经，罗马贵族们以斜卧姿态共享美食，鸿门宴上则呈现出分餐制的影子。而中国，早在西周时期，便以筵席分餐的形式，体现了严格的礼仪和文化等级。这种分餐制，不仅仅是简单的饮食方式，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和文化的体现。
西周时期的“筵席”，不仅仅是坐具，更是礼仪教化的载体。从入席退席的顺序，到座次的尊卑，再到席间的礼仪，都体现了贵族们的饮食礼仪。分餐的餐具和食物也是礼制和阶层隔离的重要组成部分。鼎，这一由烹饪工具转变为专盛肉食的食具，更是成为了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而在遥远的罗马，虽然最初是合餐制，但也有其独特的用餐礼仪。躺着吃饭，是罗马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三张卧榻以马蹄形放置，餐桌置于中央，确保用餐者斜躺时也能轻松取食。赴宴者必须衣着托加，以示尊重。这种合餐制，虽然与东方的分餐制有所不同，但同样体现了罗马贵族们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分餐还是合餐，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仅是饮食方式，更是文化的传承和演绎。当我们今天在执行分餐制以防范交叉感染时，也许可以从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加珍惜饮食文化的重要性，同时也更加尊重不同的饮食方式和生活习惯。因为每一种饮食方式，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和传承。东西方饮食文化的演变与碰撞，为我们揭示了分餐与合餐之间的历史变迁与深层内涵。若说分餐是以餐具的充足作为物质条件的体现，那么在社会底层，合餐的方式则更为普遍。从罗马贵族的手抓食物，到东西平民的共食现象，无不体现出饮食文化与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紧密关联。
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分餐制在周朝时期便已萌芽，历经两汉的传承，逐渐确立其在上层阶级饮食礼仪中的主流地位。随着历史的推进，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与坐姿逐渐融入中原，对隋唐时期的分餐与共食并存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饮食文化的交融与创新，更展现了社会阶级流动与饮食礼仪的紧密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方对于餐桌形状的审美偏好也存在差异。欧洲贵族更倾向于选择长条形餐桌，而自高足家具引入中原后，中国则更偏爱形状规矩的“八仙桌”及后来的圆桌，这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寓意，讲究的是天地和谐与人伦之乐。
合餐与分餐作为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不同形态，在明末清初发生了第一次碰撞。传教士南怀仁首次向康熙帝介绍了西方的分餐制度。不可否认的是，合餐制在某些情况下确实存在疾病传播的风险。特别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提倡分餐的呼声往往会高涨。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早在1910年的东北肺鼠疫时期，华人伍连德便提出了一套名为“卫生餐台”的合餐模式，其中的转盘与公筷公勺的设计至今仍被广泛应用。这一模式不仅方便了餐桌上的食物分享，更有效地降低了疾病的传播风险。
传统的中餐聚餐方式正经历一场悄然变革。仅仅通过改变餐桌的形式，并增加一副公筷随菜碟一同上桌，这种简单而适宜的调整既不失中餐的乐趣，又在餐馆和华人家庭中逐渐受到欢迎。更有一些地方的餐馆采取了“一次性”筷子的做法，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回顾2003年的“SARS”疫情，曾经使得许多餐馆短暂地告别了合餐制。同年5月，中国饭店协会发布《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积极申请国家质检总局将其确立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而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下，分餐制更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上海市文明办在写给市民的《关于使用公筷公勺的倡议书》中明确指出，“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是新冠肺炎传播的主要渠道，合餐制容易带来疾病的传播，而公筷公勺的使用则能有效阻断病菌的传播途径。”
分餐制无疑是比合餐制更为卫生的聚餐方式，然而为何这一改变不能立即实现呢？一百多年前，伍连德可能已经察觉到了其中的原因。从卫生的角度看，“分食”无疑是最佳选择。结合数千年的社会习俗和中国饮食文化，这一改变并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在大众心理文化的转变中温和进行。
中国有句古话：“民以食为天”。这句话进一步引申出：“食以味为先，味以和为贵，和以筵为尊”，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和人情礼仪与集体用餐的紧密相连。在中国，家庭烹饪是以“户”为单位，一家人共享同一炉火，象征着团圆和美满。“共食”的家宴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延伸。“多添一副碗筷”的劝说，反映出的是主人推心置腹的待客之诚。特别是在重要的宴席上，如婚丧嫁娶、生日节庆等，人们通过“共食”的仪式加深感情，已经形成了深厚的习惯。
“共食”与分餐制并非绝对矛盾。我们可以采用分餐制的使用公筷公勺来实现“共食”。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这种方式的推广更是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符合现代卫生理念，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尊重和传承。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也注重健康，共同营造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用餐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