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经济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一时期的改革，覆盖了广泛的领域，导致苏联经济管理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并强调利润对企业和工人的激励作用。其实质在于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有限地利用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辅以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曾一度取得显著成效，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使得苏联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达到鼎盛。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苏联长期实行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等历史遗留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弊端日益凸显。
经济数据表明，勃列日涅夫执政前期，苏联经济实力有所增强。后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却持续下滑。尽管在某些领域，如石油工业，苏联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农业连续减产，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尽管如此，苏联在一些重要产品领域仍居世界领先地位。
正是这一时期，苏联的经济实力实现了一番翻番，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这段时期内的政治稳定与个人统治的保持成为勃列日涅夫执政的重要考量。他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调整，包括成立全苏和加盟共和国各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等。他也延续了一些官僚的特权做法，并确保了干部队伍的稳定性。但这种超常规的稳定导致高层机关缺乏新鲜血液，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人政治”局面。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将目光投向了石油领域，以油气为决策重点。苏尔古特等大油气田的发现和贝阿铁路的通车，使苏联的石油得以运往国际市场，赚取大量财富。这些财富被用于进口粮食、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等。随着石油产业的繁荣，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强调发展重工业是完成一切国民经济任务的前提。他调整了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重工业，并将大部分工业投资用于此领域。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背后，勃列日涅夫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但他依然努力推动苏联的发展走向更加成熟和先进的阶段。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这些变革深刻地影响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干部轮换制的取消导致了领导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老化。这一时期，苏联各级领导班子的稳定性极高，特别是最高领导层，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这种稳定性虽然有其优点，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领导层的稳定使得一些领导干部长期占据高位，缺乏竞争和更新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苏联的发展和创新。
随着领导体制的僵化，苏联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机构，机构扩充明显，办公人员增多。这种扩充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和管理的难度。与此苏联社会的现象日益严重，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腐败现象的加剧，严重破坏了苏联的社会风气和治理体系。
勃列日涅夫在执政初期，仍强调集体领导，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加强个人权力，最终废除了集体领导原则。他开始大量提拔亲信，这些人插手事务和外交工作。苏联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指标是由勃列日涅夫个人签署公布的，这体现了他的个人权威的增强。他还改变了与重要人物共同参加重大活动的做法，独自一人观看并检阅苏军演习，进一步加强了在军中的个人威信。最终，勃列日涅夫独揽了党、政、军最高领导权力，集体领导体制彻底解体。
在社会方面，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苏联面临主要消费品长期短缺的问题。尽管苏联拥有世界最多的耕地，但粮食却连年欠收，不得不依赖进口。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电视等家用电器陈旧不堪，经常发生爆炸事件。与此西方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开始深入苏联普通公民的心灵深处，迪斯科、爵士乐等西方文化成为年轻人的时尚。
在军事方面，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军费逐年增加。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膨胀，逐渐改变了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苏联海军由近海防御力量发展成为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武装力量。在战略方面，苏联拥有了大量的洲际弹道导弹，超过了美国的数量。尽管勃列日涅夫与美国签署了缓和军备竞赛的协议，但两国关系并未走上缓和轨道，反而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陷入全面对抗。
在外交方面，勃列日涅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逐渐演变成霸权主义。苏联不仅将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推荐给其他国家，还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动用军事手段来推行这种干涉。其有限主权论为其侵略行为辩护，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苏联有必要以军事方式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威胁。这种行为加剧了苏联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挑战。领导体制的僵化和干部队伍的老化、社会的、军事的膨胀以及外交的霸权主义等问题都给苏联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尽管勃列日涅夫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问题仍然对苏联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战略演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扩张与缓和
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的领导人在其任职期间，苏联对外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扩张活动。在有限主权论的指导下，苏联侵犯了中国领土并出兵阿富汗，这一行为体现了其明显的扩张意图。勃列日涅夫并非一味地追求权力扩张，他的战略思想也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
为了摆脱“布拉格之春”事件带来的外交困境，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提出了关于“欧洲缓和”的设想。他正式提出6点“和平纲领”，并宣布将“缓和”置于巩固和加强苏联外交的首位。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标志着苏联对外政策开始寻求与西方关系的改善。
在“缓和”政策的指导下，苏联利用当时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国内“新孤立主义”思潮兴起以及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机遇，大搞“缓和”外交。这不仅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欧洲边界问题和柏林问题，还成功组织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其中，“赫尔辛基精神”成为勃列日涅夫“缓和”外交的巅峰之作。
那么，为何勃列日涅夫要实行“缓和”政策呢？苏联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减速，领导层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引进西方技术与资金。苏联在东欧的权利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承认，而解决东欧问题是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关键。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态势，以及苏联在军事力量上的相对劣势，都促使苏联寻求与美国的和解。
尼克松、基辛格访问莫斯科后，东西方关系得到很大改善。苏联与西方国家的经济交往明显增多，贷款额大幅增加。这些成果都证明，苏联凭借推行“缓和”政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处。
随着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到70年代中期，苏联的国家战略开始转向进攻性战略。苏联不仅建立了广泛的盟约关系网，还利用代理人进行战争，并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经济渗透和军事援助。这一切行动都表明，苏联在当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野心。
在这一系列战略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智慧和策略。他不仅考虑了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因素，还密切关注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尽管他的战略决策引发了一些争议和批评，但无疑，他对苏联的对外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对外战略是一种复杂的、多面的策略。它在追求国家利益的也考虑到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国家的反应。这种战略演变不仅影响了苏联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格局。而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理解过去，更是为了启示未来。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紧密连结及中苏关系的波折
经过一系列外交与经济手段，苏联与众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及军事领域构筑了紧密的关系。这些国家的领导层普遍展现出亲苏的倾向，这不仅帮助苏联扶植起一批亲苏政权，更在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段获得了机场和港口的使用权。特别是在越南、古巴、阿富汗等地，苏联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其进攻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打击、削弱、排挤其主要对手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海外扩张策略确实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同时扩大了自身的势力范围。
关于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十八年可谓是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早在1964年，新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表态，他在对华关系上与前任赫鲁晓夫持相同立场，这标志着中苏关系的紧张状况并继续在赫鲁晓夫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
紧张局势在1969年达到了顶峰。当年，中苏两国军队在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激烈的武装冲突。不久后的8月13日清晨，又爆发了中苏铁列克提冲突，苏联甚至入侵新疆。随着冲突的升级，苏联领导层甚至制定了用中程导弹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计划，并将消息透露给美国，寻求其支持。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美国的关注。由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这一消息被一家报纸在醒目位置刊登，题目为“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面对压力，勃列日涅夫不得不取消了这一危险的计划。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和边界事件累计超过1700起。此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集结百万兵力，并在蒙古驻军，甚至在当地设立导弹基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意识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发出了一系列积极的信号，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中苏关系新篇章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国的关系虽然达到了对立的顶峰，但也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开启了大门。这段历史展现了中苏关系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也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的紧张和复杂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