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对我上哈佛很骄傲，但她总逼我要为别人多想、多贡献。我结婚几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开念出一封写给媳妇的信，信尾写得是「上天给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六月七日，比尔盖兹的母校哈佛大学，授予三十年前中途辍学的比尔盖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邀他在毕业典礼演讲。演讲中，盖兹承认他离开哈佛还是有遗憾的，并指出未来学弟应该记得的教训...
这句话我等了三十年才说「老爸，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学位吧！」
感谢哈佛颁发的荣誉学位，以往大家都称我是「哈佛最成功的中辍生」，看来在我这级的学生里我算混得不错，但我仍是「坏影响」，所以哈佛只请我在毕业典礼演讲，若在开学典礼演讲，那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毕不了业了。
回想我在哈佛的日子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没学分的课，同学也常来我宿舍待到深夜，因为他们知道我早上不会早起。我也变成叛逆份子的领导，带头反对学校各种社交活动。
在哈佛印象最深刻的日子，是一九七五年一月，我从宿舍打电话给刚发明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的阿布给克公司（Albuquerque），想帮他们写软件。当时担心他们知道我从学生宿舍里打电话，而挂我电话，没想到他们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下个月再联系。」
这也很好，因为我们软件都还没写出来。从那一刻起，我日以继夜地展开这个课外专案，结束了学院生涯，往未来的「微软」开步走。
但今天想来，离开哈佛，我还是有个很大的遗憾。
遗憾没学到世界不平等
那就是离开哈佛时，我没学到这个世界是那么不平等财富、健康、机会上巨大的不平等，迫使百万人一辈子都活在绝望里。
我在哈佛的日子，学到了最新的政经理念、科学发明，但人类最伟大的进步，不在发现这些理念、发明，而在运用这些新发现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无论是透过民主、公共教育、医疗体系，或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人类最高的成就应该是消弭彼此间的不平等。
我离开哈佛时，也不知道有上百万美国青年无法上大学，更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人长久生活在贫穷、疾病的威胁下。
我花了几十年，才学到这些。
今天哈佛的毕业生就不一样了，你们比我们早知道世界有多不平等。我希望你们仔细想想，如何运用快速发展的科技，消弭愈来愈严重的不平等。谁的命更值钱？
假如，你每个月都有几小时、几块钱可以捐献，仔细想想哪里、哪些人最需要你的时间、金钱？这是我跟我太太现在每天的挑战，哪里最需要我们的资源？
过程中，我们读到世界上还有数百万儿童，每天死于我们以为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疫病麻疹、肺结核、Ｂ型肝炎、黄热症、疟疾等。还有一种从没听过的传染病轮状病毒儿童急性腹泻（rotavirus），也每年让五十万儿童受感染死亡。
更吓人的是，这些每年危害数百万儿童的传染病，世界应该优先提供疫苗或治疗才对，事实却不然。尽管救命的疫苗，每剂才花不到一美元，但就是没人给他们施打。
人命的价值本该相同，但现实是某些人的命比别人更值钱。我跟我太太可不同意，我们俩决定伸出援手。
现实之所以严酷，是因为市场认为救这些孩子没有价值，政府也就不补助。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决定权，在体系里也是没有声音的一群。
而你们跟我，是既有决定权、又有声音的那群。
我们可以推动更有创意的资本主义体系，让穷人也受照顾，应开放市场力量，让大家都可以赚到一些利润、过上日子，不平等自然就会改善。也该对各国政府施压，要求提供纳税人更好的服务。我们应该设计既可赚取利润、又可赢得选票的机制，来解决贫穷的问题，并提出消弭不平等的永续机制。
我很乐观，但也有人认为希望渺茫「不平等自古以来就存在，往后也是，因为大家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
我认为人类是很关怀彼此的。以往我们也许对身边的人所遭遇的惨事不闻不问，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不关心。若是知道能做什么，大家一定会行动的。
行动的障碍不是缺少关怀，而是变革的路上充满障碍。
今天大家关心的是「新闻」，摔一架飞机死亡的人数，跟大规模死于贫病的人数无法相比，但贫病死亡不是新闻，所以就上不了头条。即使面对现实，也会被复杂的解决方案吓倒而却步，需找出不浪费我们「关怀」的具体行动步骤。
化繁为简的行动步骤有四决定目标、找出最有效的杠杆点、选择理想的科技工具，聪明地运用手边已有的工具（即使是最简单的药品、蚊帐等）。
改善不平等四步骤
爱滋病防治就是好例子。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终结爱滋，但最有效的杠杆点是从预防着手，理想的科技工具是只注射一次就终身免疫的疫苗，政府、药厂、基金会都赞助疫苗研究。但这需好几十年，所以我们只好赶紧运用手上现有的工具大量宣导人们避免从事高危险的行为。
认清这个折衷目标后，又重新回到行动的四步骤原则，成功关键是不同的思考、执行，绝不能像上个世纪处理疟疾、肺结核那样半途而废。
一个步骤（确认问题且找出行动方案后）就是评估我们行动的效果，并分享成功、失败的经验。记得必须要有统计数字，告诉别人你给几百万儿童施打了疫苗后，减少疫病的死亡率多少。除了对行动计划的改善有帮助，也会吸引更多企业、政府的赞助。
数字之外，还要讲述对人的真实影响，让赞助者了解我们的行动除了救命之外，对家庭、社会的影响。
几年前，记得我在达弗市（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参加一个讨论全球健康的论坛，现场冷清、无聊得我差点受不了。那之前，我刚参加过另个宣布微软新产品的大会，场子里大家又叫又跳，兴奋得不得了。我很高兴大家对软件产品那么热衷，但为什么人们对解救上兆、上亿人生命的工作那么冷淡？
原因是你若不能让大家看到、感觉到这个行动的效果、影响层面，就很难感动人。感动人是个很困难的工作。
但我还是很乐观。的确，不平等是个普世的困境，但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有用的新工具，让我们的关怀不被浪费。生物科技、电脑、互联网上不断的创新，已经改写了我们的新世纪，让我们更有能力解决赤贫、疫病的世纪难题。
世界对有权人的期望
六十年前，马歇尔也在哈佛毕业典礼上，宣布要对战后的欧洲提供经济援助，他说，「我们面对的问题真是无比艰巨、复杂，媒体大量的新闻，更让大众看不清到底问题多严重，事实上问题大得无法清楚掌握。」
三十年后，我从哈佛退学那年，新电脑的发明让马歇尔的世界可以用更小、更清楚、更无远弗届的方式掌握。廉价个人电脑连成的网络，让更多人可以有效学习、沟通，并可透过这个网络集合众人的创意、想法，共同解决问题。
老师、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已经很努力在改善世界了，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往后可以走得更远，帮助更多没听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我呼吁哈佛的知识界领导人们，未来在聘用新师资、拔选新教授、审核课程、给予学位时，都自问我们伟大的心智是否可用来解决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否应鼓励哈佛教职员参与改善世界的不平等？哈佛学生是否应关心世界贫穷、饥饿、清净水源缺乏、小女孩不准上学、儿童死亡率等问题有多严重？
全球最优越的一群人，是否该对世界最悲惨的那群人有更多了解？
我母亲对我上哈佛很骄傲，但她总逼我要为别人多想、多贡献。我结婚几天前，罹患末期癌症的她，公开念出一封写给媳妇的信，信尾写得是「上天给得愈多、期望也就愈高。」
今天聚在这里的大家，无论在才识、背景、机会都是上上之选，世界对我们的期望，也非常的高。
别被问题的复杂打败，主动起而行动，这会是你生命中一次伟大的经验。
我也希望三十年后，你们回到哈佛来细数自己过去的岁月，届时你们计较的不光是专业上的成就，而是为改善世界最深沈的不平等做了多少贡献，你对地球另一端那群跟你毫无关系、没有共通点的人，有什么样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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