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故事：探寻仁与暴的交织
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秦国一直背负着一种复杂的标签：虎狼之师、虎狼之君，充满了强悍与凶狠的意味。这些标签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是只有“暴”没有“仁”，还是二者交织，难以分割？让我们一同揭开秦国历史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其中的仁君与他们的时代。
一、秦国历史上的仁君
提及秦国历史上的仁君，人们首先会想到五位杰出的君主：开国君主襄公、称霸西戎的穆公、倡导并坚决践行变法的孝公、奠定战国霸主地位的昭襄王以及一统天下的始皇帝。
这些君主的“仁”并非主流认知中的仁慈与博爱。在战争与开国的历史进程中，他们的“智”与“勇”更为突出。若要强行用“仁”来形容这些开国君主，恐怕难以全面涵盖他们的历史功绩。
二、探寻“仁”与“暴”的交织
1. 襄公：勤王救驾、护东周平乱，他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忠”而非“仁”。在战争与开国的背景下，“仁”字难以贴切形容。
2. 穆公：东平晋乱，西霸戎翟，广地千里。他的历史功绩背后，有着干涉别国内政的争议。让一个女子为政治需要先后嫁给亲侄叔，似乎有悖人伦。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死后多达一百七十七人的殉葬，这在当时可谓震惊。这样的行为，难以称之为“仁”。
3. 孝公：他推动的商君之法，在历史上留下了血泪的印记。严刑峻法短期内激发了国力、军力的增长，但战争与“仁”之间的关系如何辩证？或许可以说嬴政是个“仁人”，但难以对等地认为是“仁君”。
4. 昭襄王：他以强大的军事手段著称，坑杀四十万俘虏的行为令人震惊。这样的行为背后，显然有君主的默许或允准。对打赢长平之战的将领一撸到底、诋毁迫害，也是令人费解的行为。这些行为很难与“仁”字联系在一起。
5. 始皇帝：作为一统天下的皇帝，他在平灭六国的战争中展现了强大的军事才能。对被征服地区的都邑及人口密集城市的大规模、有组织屠城，让人难以与“仁”字产生联系。
秦国历史上的这些君主，他们的行为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虽然他们在某些方面展现了“仁”的一面，但在更多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更多地体现了“暴”。或许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充满了变幻与未知。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应该全面、客观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及其背后的故事。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走向“大一统”，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否仅限于战争与屠城呢？是否在这血泪交织的大一统背后，隐藏着对某些理念的扭曲和误解？对于《大秦赋》所展现的“创作情结”，我们是否应该保持一种更为深入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
探究“暴秦”的起源，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品味这一历史现象。“暴”在现象层面上，描绘了秦作为一个诸侯国以及后来成为大一统帝国时的军国式特性：好战逞强、法令严苛、崇尚武力、扩张野心，并对天下产生敌视态度。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秦的“国家性格”。即使结合历史局限性和大趋势，以“暴”来形容秦，虽显刻薄，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仁”。
在更为深入的本质层面，秦的“暴”更表现为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悲剧。随着《大秦赋》的热播，有人提出了“野蛮战胜文明”的观点。具体语境中，这涉及到对蒙元灭宋、满明等历史实例的审视。这些实例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使得人们开始质疑某些历史解读是否过于片面强调胜利论，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紧接着出现的关于秦国五位“仁君”的论述，或许是对上述观点的一种回应和辩驳。这些文章试图说明秦并不野蛮，或者至少不应该被归入野蛮之列。还有观点认为后世尤其是秦朝之后的朝代，如西汉等，在提及“暴秦”时可能带有政治目的，是为了褒扬自身而刻意妖魔化秦。这种看法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揭示了历史解读中的主观性和政治考量。
谈及贾谊的时代，秦和大秦帝国是禁忌话题。多重复杂的历史原因使得在当时的语境下讨论这些问题变得极为敏感。贾谊的《过秦论》无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勇敢地揭开了历史的黑盖子，对当时的历史进行了精到而深刻的分析。这绝不是为了现实政治服务，而是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探寻。
对于是否应该怀疑贾谊和《史记》的可靠性，我们可以持开放态度。历史的解读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发现而不断演变。但如果我们仅仅依靠一部当代文学作品来解读历史，那么这种解读很可能是片面和不准确的。毕竟，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层层迷雾之中，需要我们用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视角去探寻和解析。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解读方式，但真正的历史真相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关于“野蛮战胜文明”的深思与仁君的悖论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常听到“野蛮战胜文明”的说法，对于这一现象，诸多原因、禁忌让人深思。在此，我想从两个角度谈谈我的看法。
一、历史的“胜负”，是“必然”与“偶然”的交织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变数，每一次文明的兴衰，背后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历史的胜负，并非单纯的文明与野蛮的对抗，而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与“偶然”相互遇见、相合而成，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二、从未有绝对的“文明”与“野蛮”
我们要明白，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绝对的“文明”和“野蛮”。文明与野蛮的定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文明与野蛮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现在的标准去评判过去的历史，也不能以过去的历史来预测未来的走向。
接下来，我想谈谈“仁君”的悖论。
仁君，这一形容在我国历史中常用来描述某些君主，早已成为国人眼中的“惯用词”。细究起来，这背后却存在一个逻辑悖论。
仁，是我们汉语中独有的字眼，它包含了“个性”和“社会”两个层次。在“个性”层次上，仁指的是善良、温和、公允等品格；而在“社会”层次上，仁则更多地体现了社会道德、等集体意识。
君，在这里指的是具有明显独裁特征的集权统治者。他们大多是强者、开拓者、创立者等，骨子里并不太可能以“仁”字当先。
那么，“仁君”这一组合是否存在悖论呢？我认为是的。因为仁与君，作为两大概念，本身缺乏契合性。历史上的“仁君”，大多只是寄望、愿景的形容或以偏概全的“盖棺定论”。
在封建社会中，帝王家的教育往往倾向于“仁”、“逊”、“礼”的方向，但那些特别的教育和示范，如“帝王术”，往往与真正的仁政并无关联。所谓的“仁君”，往往只是表面化、刻意化、说教式的形象塑造。
“仁君”这一形容并不能真正反映君主的本质。历史上被冠以“仁”字的帝王虽多，但真正称得上“有作为”的却不多。我们在看待历史人物时，需要保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不被表面的光环所迷惑。在中古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由于“大环境”充满了更为险恶的挑战，而“君家”的“主体环境”尚未完全成熟，加之“盖棺定论”时期对历史的评价相对更为真实，因此被赞誉为“仁”的君主几乎无从寻觅。
历史的长河中，或许涌现过波澜壮阔的“仁政”，它们如同昙花一现，虽美却短暂。这些仁政的实施往往是阶段性的，并非本质上的改变，更多的是出于特定的政治诉求和需要。它们与君王本身的品性之间，并没有形成直接、一贯的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每一位君王在其本质上都是“仁”的。
在此基础上，“仁君”这一概念并不成立。因为“仁”与“君”之间存在逻辑上的相互矛盾。换句话说，将这两者相提并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仁君”并不是一个常见且普遍的现象。我们不能轻易地用一个“仁”字来定义或概括一个君王的全部品质和作为。君王的品性、行为以及其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都是多元而复杂的，不能仅仅通过一个简单的标签来总结。在历史上，“仁君”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个别现象。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君王实施了短暂的仁政，就将其称为“仁君”。这需要更全面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仁君”这一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常见，我们需要以更为客观、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深入探究每一个事件背后的原因和动机，以便更准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