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兵制，又称“领兵制”或“世袭领兵制”，是东吴时期一项独特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允许君主赐予臣下固定数量的甲士，这些甲士可以世袭传承，成为家族的私有武装，也被称为“部曲”。相比于魏、蜀两国，东吴的授兵制更具封建色彩。
要深入理解授兵制，我们不得不探究其背后的逻辑链条。授兵制作为制度上的“上层建筑”，其存在离不开经济基础。奉邑制和复客制是支撑授兵制的两大经济制度，前者为招募私兵提供财政来源，后者则保障授兵将领的个人开销。授兵制的实现，实际上是以军事与经济权利的让渡为代价的，这意味着授兵将领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军政与财政的独立，这对统治者而言，显然存在隐患。
授兵制的隐患及反制措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授兵制的本质，是君主通过让渡权利，来调动将领作战积极性的一种激励手段，可以视作战乱年代的特殊产物。随着政权的稳定，隐患逐渐显现，孙权采取了三类反制措施：虚授、严控报备和夺兵。
虚授是指授兵数量并不代表足额的甲士，而是募兵的数量上限。比如孙策在势力孤弱时，却授予随军将领大量世兵，其中资历较高的程普得到“增兵二千”的赏赐，这个数目很可能是定额上限而非实际人数。严控报备则是将领在招募兵员时，必须先使统治者知晓并审核通过后才能进行扩充部曲。即使将领拥有复客这样的私有财产，也不敢直接充军，必须先上报统治者获得批准。夺兵则是孙权针对功高震主的将领采取的雷霆手段，直接废黜其宗族继承权并收回其部曲。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吴还是出现了许多将领势力膨胀、尾大不掉的情况。孙权对待功高震主的将领时，为了稳定局面，往往是在将领死后才采取夺兵行动。例如周瑜死后其部曲转授他人，鲁肃死后其部曲则被吕蒙接管。这些措施体现了东吴在控制将领募兵环节上的严格审核制度，也反映了孙权对权力的精细管理和运用。
授兵制是东吴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它通过军事与经济权利的让渡，调动了将领的作战积极性。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制度逐渐暴露出隐患。孙权通过虚授、严控报备和夺兵等反制措施，对授兵制进行了有效的调控和管理，确保了东吴政权的稳定。这些措施不仅体现了孙权的政治智慧，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古代政治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吴书 吕蒙传》记载道，周瑜死后，其侄子周峻仅统领千人，远不及周瑜生前的兵力。周峻去世后，其子周护也遭遇了兵力的削减。这种现象在吴国的权力更迭中并不罕见。当周瑜和鲁肃相继离世时，他们的直系子弟因年幼无法接管兵权，旁系子弟虽能代领，却似乎并未得到与先辈同等的待遇。吴国的孙权在对待将领上展现出一定的策略。对于那些有功但行为骄纵的将领，如甘宁和潘璋之子，一旦其子弟行为不轨，便会被剥夺兵权。即使是文吏之首张昭，在孙权称帝后也失去了他的兵权。这种夺兵现象的背后可能涉及到复杂的权力斗争和个人恩怨。
在吴国，授兵制是上层建筑，而奉邑制和复客制则是其经济基础。奉邑即授兵将领的食邑，是保障授兵将领生活及私兵所需的收入来源。复客制则是与授兵制、奉邑制相配套的私产制度。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授兵将领无法募集到足额兵员和装备。吕蒙为了给部曲置办新衣服甚至需要借钱养兵，凸显出财政压力巨大。因此授兵将领在“虚授”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招募兵勇并筹备资金，这也使得将领们不得不依赖奉邑和复客的收入来维持私兵的需求。而孙权的夺兵行为也反映出了其作为吴国最高权力者的策略和对权力的把控。这种制度背后的问题和复杂性反映了吴国政治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不仅存在于吴国历史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古代军事政治的一般特点。
朱然身材不高，但气场强大，内心纯净，品行端正。他的衣着朴素，除了军事装备外，几乎不追求华丽。
贺齐则不同，他性格奢侈，喜欢华丽的事物，尤其对军事装备情有独钟。他的船只雕刻精美，装饰华丽，武器和盔甲也都采用最好的材料制作。
黄盖和甘宁的养兵制度，实际上是军事授权的必然结果。黄盖善于照顾士兵，甘宁则慷慨养兵。韩综更是将亲戚全部嫁给将领，并将心爱的婢妾赏赐给亲近的士兵。
将领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必须拥有私人武装。维持这些武装所需的财政开支，依赖于主君赐予的封地。从记载来看，孙权的封地收入往往不足以满足将领的养兵需求，使得将领们长期处在一种“吃不饱，饿不死”的尴尬局面中。这种局面也避免了地方割据的问题。
为了筹集资金，有些将领会选择另辟蹊径。例如潘璋在民间开设“军市”，实际上是一种强买强卖的强盗行为。这种行为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潘璋死后，他的儿子被流放，军事特权也被收回。
在此背景下，“复客制”成为授兵将领的倚仗。复客不承担的赋税徭役，属于纯粹的私产，可以在养兵之外，给将领提供一些生活保障。例如潘璋的妻子得到了五十家的复客，总算不至于饿死。
周瑜、程普等功勋宿将也曾私下蓄奴，冒充复客，实际上是逃税。孙权对此采取宽容政策，相当于变相承认他们的经济特权。
值得注意的是，授兵将领中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江北的流寓士人。他们在江东地区没有根基，即使拥有私兵，也难以做大做强。孙权一方面通过“奉邑制”控制他们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通过“复客制”拉拢他们的子弟，显示出高明的统治权术。
授兵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兵员缺额”便是其中之一。以凌统为例，按照授兵制度他应当有至少四五百名士兵，但实际上在作战中他只有三百名亲近士兵。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兵力规模连这三百人都达不到。在合肥之战后，凌统的私兵几乎全部战死，他只能向孙权哭诉并请求增加兵力作为安抚。这种现象在授兵制下并不罕见。这种制度虽然有其优点，但也存在着无法忽视的问题和挑战。《吴书 凌统传》中的合肥之战与濡须之战
在公元215年的合肥之战中，孙权率领的号称“十万甲士”的军队，其实际人数令人质疑。尽管《魏书 传》记载孙权带了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但张辽仅率八百勇士便突破东吴防线，令孙权狼狈逃窜。这一幕不禁让人对吴军的实际兵力产生怀疑，军中是否存在滥报兵员数量的情况，似乎答案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濡须之战中，甘宁率前部三千兵勇出战，临战之际却发现只能调动百余健儿，斩首数十级。孙权的反应却颇为耐人寻味，他对此并未表示失望或愤怒，反而表现出一种满意的情绪，询问是否足以惊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孙权对吴军内部的兵员数量虚报并非毫无概念，只是选择性地忽视这一问题。
授兵制作为东吴的一种战时政策，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有效地调动了将领的作战积极性，刺激了他们对讨伐山越、补充兵员的欲望，加速了东南地区的探索和开发。这种制度终究是一种临时性政策，具有较强的封建色彩，与大一统的历史趋势相悖。随着其常态化，诸多问题逐渐显现。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孙权又不得不实行奉邑制、复客制等配套措施，但这又进一步损害了东吴的财政根基。
诸葛恪请求平定山越以补充兵员，这反映了授兵制的一种积极面，但在合肥之战中，吴军的诸将表现不佳，这也与授兵制的负面效应有关。淮泗集团的干将徐盛、宋谦一触即溃，其实反映的是私心和地方藩镇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对外作战时，各将领为了保存实力而不出全力。
《吴书 凌统传》所描绘的不仅仅是凌统一人的英勇事迹，更是揭示了东吴军事制度背后的复杂问题。授兵制作为一种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军事制度，虽然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其与时代大势相悖，最终走向消亡。通过对授兵制、奉邑制、复客制的关系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三国时期的社会环境和东吴的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