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背后的奥秘与吸引力何在？
当我们提及“独尊儒术”，很多人可能会立刻想到历史的必然，但历史的进程往往并非必然，而是充满了偶然性和人的选择。儒学的复兴，似乎在新世纪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无论是作为信仰还是批评的对象，儒学都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关注儒学呢？在我看来，儒学背后其实蕴含的是一种权力的实现。
回溯儒学成为独尊的历史背景，我们不得不提到西汉武帝时期的儒学独尊。这一历史现象的背后并非简单，需要我们深入武帝为何独尊儒学，以及他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人和他们的行为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要了解的是秦始皇的坑儒行为。关于坑儒的记载在《史记》中有详细的描述，但这一事件在历史上存在广泛的争议。有的观点认为秦始皇并未大规模坑儒，而是坑杀了一些方士；有的则认为秦始皇针对的是方术之士，而非儒生。从历史角度看，儒家在秦代的社会政治地位确实有所提高，这说明秦代并非完全排斥儒学。
秦始皇坑杀的究竟是何人，我们发现被坑的主要是术士，即宣传炼丹吃药、上山下海求仙、用方术欺骗、蛊惑人心的骗子。他们欺骗秦始皇，说能弄来长生不死之药，但在拿不到药之后却对秦始皇进行批评并逃跑。这样的行为引起了秦始皇的愤怒，导致了所谓的“坑儒”事件。
回到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儒学在新世纪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儒学背后蕴含的权力因素不可忽视。在儒学独尊的历史进程中，权力的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儒学所倡导的价值观、道德等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于现代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这种跨越时空的价值观使得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儒学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不仅是因为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是因为其背后所蕴含的权力因素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当我们深入研究儒学，我们会发现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深邃的智慧和丰富的思想资源。他们所批评的秦始皇关于坑儒的举措，虽有一定合理性，但背后更多的是出于未能接近帝王、交差无果而发的牢骚。为此，秦始皇震怒，捉拿了一些在咸阳发表类似言论的人进行拷问。经过审讯，四百六十人被确定并活埋在了咸阳城外的山区。这些地点之一的洪庆村，位于西安市临潼区西南十公里处。
关于坑儒事件的起源，许多人将其归咎于方术之士。然而在我看来，“儒者，术士之称也”，儒与术士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秦始皇坑的既是儒也是术士。至于为何将方术之士称为儒生（诸生），则需要进一步。
儒的存在源远流长，他们是一批拥有特殊技能、从事与文化和习俗有关的活动的人群。儒的内涵经历了多次变化。在孔子之前，儒作为懂礼重乐的知识阶层出现；而孔子之后，儒则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意识和道德节操的社会团体崭露头角。后者是从前者即巫术方士中逐渐分离出来的。
战国时期，“儒”字的用法更为广泛，不仅可以指孔子及其学派的人，还可以泛指学者和文化人。例如，对于庄子，人们就称他是“小儒”。孔子也强调要区分“君子儒”与“小人儒”。可见，儒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
我们不必在“儒”和“方士”之间为秦始皇大做翻案文章。在秦始皇和当时的人们看来，儒和方士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况且，坑杀那些俗儒，只不过是秦始皇行使权力的一种方式而已。
第二件事是刘邦对儒生的轻视和奚落。史书记载，刘邦对儒生的态度极为轻贱，甚至到了把他们的儒冠摘下来，往里面撒尿的程度。这并不意味着刘邦不喜欢读书人或者对儒学有所成见。实际上，刘邦并非没有读过书，他成年后曾经过考试担任亭长一职，依秦制需要学习一些知识。他之所以不喜欢儒生繁饰重文的一面，是因为他更喜欢他们的实用性和直接性。例如叔孙通这样的儒者就能很好地适应刘邦的需求，他既能理解儒学的真谛又能适应时势变化。刘邦对叔孙通的尊重和佩服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刘邦对儒生的态度归结为对读书的排斥或者对儒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他对实用性和现实需求的重视以及他对不同人才类型的包容和尊重。
第三件事是窦太后让儒生去刺野猪这件事也值得窦太后喜欢阅读书籍当得知辕固生谈论老子之书时窦太后召集他询问相关情况但辕固生回答方式得体他认为那只是普通人谈论的事情虽然言辞中没有明显的贬低但也反映出他对道家思想的尊重和理解以及对儒家思想的自信与坚守同时也体现了他的机智与应变能力和对不同思想的包容态度这些品质正是作为儒家学者应有的素质同时也体现了儒学在处理不同思想冲突时的智慧和策略通过窦太后和辕固生的对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以及其在面对不同思想挑战时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同时也看到了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为我们今天理解和传承儒学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待继续）太后之怒如雷霆，何以解之？唯有辕固遭遇之。一日，窦太后召儒生辕固入朝，辕固乃大儒，传习“齐诗”。窦太后喜好黄老之术，此次召唤显然是一场学术之争。儒生辕固却无意中触犯了窦太后的忌讳，只因其言语之间流露出对黄老之术的不敬：“此乃妇人之见耳。”窦太后听后大为震怒，遂命辕固与野猪搏斗。若非景帝暗中相助，辕固恐遭不测。此事反映了当时儒学在宫廷中的尴尬地位。
辕固的遭遇，只是儒生与权力碰撞的冰山一角。在后世儒生的眼中，此类事件被视为儒学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增添了浓厚的色彩。这些事件从学理上并未揭示儒学的深层内涵。为了巩固儒学的地位，后世儒生开始在独尊儒术上大做文章。
那么，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心态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汉武帝的生平。汉武帝是孝景帝之子，其母王太后为皇帝众多妃子之一。在汉初的制度下，身为胶东王的汉武帝本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为了汉武帝。其母王夫人颇有政治眼光，为汉武帝的成功立下汗马功劳。而窦太后作为汉初的母后干政的重要角色，对汉武帝的皇位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窦太后在宫廷政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她喜好黄老之术，几次欲立自己的少子为太子。废栗太子刘荣虽有窦太后的身影，但立刘彻为太子却是一场复杂的宫廷斗争的结果。
汉武帝即位后，其双目失明的祖母窦太后仍然控制着朝政。建元初年，年轻的皇帝试图通过制礼改制来亲政，然而这些举措在窦太后的干预下被一一废除。六年后，已经亲政的汉武帝开始彻底扭转国家的统治思想。窦太后在世时，始终坚持以黄老之术治国，因此汉武帝在心底里埋下了罢黜黄老术的种子。
随着窦太后的去世，汉武帝开始实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他罢黜所有被祖母安排的大臣，换上自己的人马。更为重要的是，他彻底改变了国家的统治思想。武帝对黄老之术的罢黜，实际上是对祖母窦太后的罢黜，黄老之术只是祖母的影子。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真实用意并非仅仅是为了推崇儒学，更是为了确立自己的权威，摆脱祖母的控制。
由于先秦文献典籍在传播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存在多种版本和不同的理解。例如，“五经”就有多种版本和解释。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传播手段的单一和地域的限制所导致的。在理解这些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和文化环境，避免陷入片面的理解。
辕固的遭遇、汉武帝的尊儒之心以及背后的宫廷政治斗争，都是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在理解这些历史事件时，我们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才能揭示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六国古文的差异，导致了文本在理解上的隔阂，方言的多样性则进一步影响了口头传播的准确性。秦始皇统一古文的动机，在于消除因文字差异导致的交流障碍，实现文化的大一统。除了文化层面的统一，独尊儒术的决定也与汉武帝的个性及朝廷权力斗争密切相关。
年轻的汉武帝渴望权力，不甘垂拱而治。在朝廷中，(婴)与(蚡)两大集团的权力争斗中，窦婴虽喜好侠义，但最终受到田蚡的排挤。这表明当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那么，汉武帝和田蚡是如何独尊儒术的呢？尽管汉武帝倡导尊儒，但他延引的人才并不都是纯粹的儒者。实际上，有人指责他所举荐的人才研究的是申、商、韩非等学派的理论，指责他们扰乱国政。在元光年间，汉武帝甚至当面受到批评，被人指责其内心欲望过多，外表却施行仁义，试图效仿唐虞之治。《史记》中的一段记载揭示了汉武帝尊儒的实情。
公孙弘为人恢奇多闻，他主张人主应该广博大度，人臣应该节俭。他自己布被食素，母亲去世后服丧三年。每次朝会，他都能开诚布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让汉武帝自行选择，不愿当庭争辩。他的行为敦厚，辩论有余，熟悉法律事务，并以儒术作为装饰，深得汉武帝的赏识。在短短两年内，他升至左内史。当他向汉武帝奏事时，如果意见不被采纳，他不当庭争辩，而是与主爵都尉汲黯私下讨论，让汲黯先发表意见，自己再补充，这样往往能得到汉武帝的认同。尽管身边幸臣时常诋毁他，但汉武帝对他的恩遇却日益深厚。
正如朱维铮所指出的，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仍有许多不同学派的人物在活动。如田蚡的副手兼学韩非和杂家学说，汲黯学习黄老之言，主父偃学习纵横之术等。这些例证都出现在元光元年之后，这就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实情况。
这一真实情况却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八个字所遮蔽了。实际上，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应纯任德教、用周政。俗儒往往泥古非今、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儒术独尊并非历史的必然，而是某些人的决策和历史的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秦始皇统一古文和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背后都有其复杂的动机和背景。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涉及到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权力的博弈。通过深入了解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和背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