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病从口入的背后真相：食品与药品安全的深刻反思
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科技的飞速发展是否成为了这些问题的“帮凶”？法律的不完善、无良商家的贪婪、监管环节的失误，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记者王若翰其中，对于重典能否治乱的问题产生了深深的思考。《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食品安全问题并未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如今更是波及药品领域。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者沈杰担忧地表示，对于无良商家而言，道德已无法形成有效约束。他提议制定严厉的“反生命罪”、“反健康罪”，用刑法来警醒不法经营者。
高晓松酒驾事件成为交通安全法的里程碑，那么为何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治理却显得过于宽松？相较于酒驾的严格治理，我国对食品、药品安全违规的惩处力度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低廉的违规成本与可观的违规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促使一些企业置法律于不顾，屡屡以身试法。
沈杰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强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应拿出治理酒驾一样的从严态度。多位专家、学者亦认为，应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惩处力度。沈杰更是明确提出，应将明知故犯的商家界定为犯罪，而非仅仅是违法。
我国并非无法可依。早在1995年，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绝非法律漏洞所致。杨建顺教授指出，目前无论是食品管理还是药品管理，都已经拥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法案。问题的关键在于部分经营者有法不依、铤而走险的个人行为。
结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表述，此次“毒胶囊事件”所暴露的问题明显违反了生产药品所需原料、辅料必须符合药用要求的规定。至于是否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却尚无定论。杨建顺表示，目前国内无论是食品管理还是药品管理，都已经拥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法案。而一些食品、药品生产厂家明知其生产原料与生产手法对消费者健康有害，却出于降低成本等目的置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于不顾，这不仅是违法，更是赤裸裸的谋财害命、是犯罪。
沈杰进一步指出，部分食品、药品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这种行为与无异。只不过这种的手段更隐蔽，效果更缓慢。更可怕的是，由于科学检测手段的局限，一些隐形的影响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显现，而是延迟到几十年之后，甚至在下一代人身上表现出来。
基于以上原因，沈杰认为对于违法者不仅应将其定性为刑事犯罪，更应对涉案的所有部门、人员予以严惩，将一条不法产业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都绳之以法，以儆效尤。他也强调了监管环节的重要性。各部门之间的分阶段管理实际上给食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一体化监管设置了障碍。近年来开始实行的地方统一负责制是一个很好的监管机制，但在杨建顺看来，成功的监管需要统一的领导和协调。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非一朝一夕能解决之事，需要法律、监管、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对食品、药品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人民的健康安全。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食品与药品安全问题频频出现，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对于这一问题，多位专家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杨建顺对此现象表示理解，他解释道，尽管公众希望监管部门能24小时无缝监管，但这一要求并不现实。监管部门在定期与不定期的检查与抽查之间需要寻找平衡，这也使得一些经营者有可能钻监管的空子。他同时指出，不能简单地将所有责任归咎于监管不力。
与此不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系教授张鸣则对现有的监管模式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当前的监管部门更像是标准的“衙门”，而非真正履行监管职责的机构。这些部门热衷于给商家发放优秀标牌、组织评奖，以及定期检查产品。在张鸣看来，这种做法反而给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主张借鉴国外的NGO模式，通过非组织来加强监管，这些组织以其志愿精神为原动力，能在企业和公众之间建立更加有效的沟通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沈杰则进一步指出，一些地方在GDP等政绩因素的驱动下，有可能成为不法企业的保护伞。这种情况导致正规生产经营的商家举报无门，不得不选择同流合污。沈杰强调，一个健康的行业应该具备自净能力，而当前的行业内部缺乏这种能力，其主要原因在于监管部门的失职。
张鸣也强调了行业协会的重要性。在古代，行会能发挥自净效应，对于违规的商家进行行业内的惩戒。现代的行业协会往往只是挂靠行政单位的收费工具，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主要还是依赖于监管部门的监管。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监管部门出于私利考虑，给予不法企业特殊的待遇，那么整个行业都可能陷入不法化的境地。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杨建顺认为是中国社会转轨期中的必然现象。他以日本为例，指出在经济逐渐好转、社会诚信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食品安全问题也会逐渐得到解决。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努力与。
食品与药品的安全问题不仅仅是监管问题，还涉及到地方、行业协会、企业自身的行为以及整个社会的诚信机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与配合，也需要时间和耐心。杨建顺先生分享了他的见解，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经济腾飞，七十年代便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社会诚信制度的构建也随之达到了高峰。这种稳固的诚信体系，使得日本国民对自己的国家生产的食品充满信心。这一信心在日本的食品市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内生产的食品价格甚至高于进口食品价格，这足以反映出日本民众对本土食品的信赖。
随着时光的流转，中国如今已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杨建顺认为，伴随经济的稳步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社会的诚信自律机制也必将逐步健全。经营者与行业之间的规范将越发严格，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在对其他学者的采访中，大部分学者对杨建顺关于经济发展带动食品、药品安全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也指出，鉴于当前的问题食品和药品已经对消费者的长期健康产生了影响，因此现在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规范食品和药品市场。
在沈杰的言辞中，我们听到了公众的心声。他强调：“当我们形容某项伟大的事业时，常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在食品和药品的安全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不管中国社会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食品的安全性都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产品可能对人体造成长期危害，我们不能等到千秋之后再来解决。”他的这番话，如同一股清泉，道出了公众对于食品安全的迫切关注和无尽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