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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某公司一位身居高位的副总经理因心梗住院，历经了痛苦的心血管手术，被置入七个支架，耗资巨大。此消息在医疗界引起关注。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透露，支架数量过多并不总是代表治疗效果更好。在他看来，对于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往往是最佳方案，但当前许多医生更倾向于使用支架。
深入了解后，我们发现支架的利润空间巨大。国产支架出厂价仅为三千元，但进入医院后会涨到一万二千元。进口支架的价格更是从六千元的到岸价飙升到近两万元。一些医生对此乐此不疲，除了利润诱惑，还能获得可观的回扣。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齐鲁医院医生透露，每个支架的回扣高达10%至15%，这意味着每放置一个进口支架，医生就能获得至少两千元的额外收入。这种利益驱动使得支架使用量节节攀升。
除了支架，抗生素是目前最常被滥用的药品。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自平指出，很多情况下，不需要打吊瓶的却打了吊瓶，不必要的消炎药被滥用。山东临沂市河东区的一位未成年患者，因感冒在基层诊所被使用超大剂量的庆大霉素，导致急性肾小管坏死，住院治疗长达一个月。这种过度使用抗生素的现象不仅导致细菌耐药性的增强，出现“超级细菌”，还可能引发急性肾衰或肝衰竭。
肿瘤治疗领域也是“过度治疗”的重灾区。一些医生利用家属对病人的关爱心理，推荐昂贵的治疗方案。在山东日照市的一家基层医院，一支化疗药物动辄数千元甚至数万元。这种治疗往往人财两空。重症监护室(ICU)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为植物人，在ICU长期治疗花费巨大，最终花费单位一年的医药费也无法挽回生命。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和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为降低医院对药品收入的过度依赖，各地卫生主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新医改措施。“过度检查”的问题却日益凸显。一些医院采取大型设备检查来替代药物收入的做法较为普遍。病人不论近期是否做过检查都需要重新进行全面检查。陈自平医生指出，“过度检查”的原因在于部分医生经验不足和医患关系紧张。医疗事故纠纷的举证责任倒置也使医生更加强调自我保护意识而倾向进行大量检查留证以规避风险。比如神经外科手术中频繁进行脑电波检测等行为就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过度检查”背后依然隐藏着利益驱动的影子。这种现象无疑给患者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和风险同时也影响了医疗行业的声誉和公信力我们应倡导合理的医疗行为加强对医疗行业的监管力度确保患者的权益和安全。“过度治疗”现象在医疗领域屡见不鲜其背后涉及多重因素包括利益驱动、医生经验不足以及医患关系紧张等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加以解决以保障患者的权益和安全。近年来，不少医院在快速发展的浪潮中，纷纷购入大型医疗设备，陷入了一场“技术至上”的恶性竞争。这种竞赛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引人深思的问题。
在山东，一位资深主任医师透露，一台高端医疗设备如双源CT机、PECT机或手术机器人，价格动辄上千万元。只要一家医院购入，其他同类医院往往会跟风购买。某些省级医院的大型医疗器械的价值，甚至超过了房产，占到了总资产的一半。
国内CT市场的发展报告指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5%，这一数据令人震惊。在这个背景下，一位乡镇卫生院的院长坦言，由于药品利润受限，他们只能通过增加设备、增加检查来维持收入。他们也在积极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因为彩超的收费高于B超，所以考虑淘汰B超上彩超。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一位工会主席形象地比喻说，如果一条鱼病了，那是鱼的问题；但如果一池子鱼都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同样，医疗问题也是如此。专家指出，如果不实行医药分离，不改变以医疗设备检查养医的现状，“过度医疗”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记者采访发现，公立医院长期以来实行的“自收自支、自负盈利”的管理体制，刺激了医院的创收冲动。部分公立医院甚至以科室为核算单位，科室的奖金与科室收入直接挂钩。这导致了一个现象：只有多创收，才能多发奖金。
一位省级医院科室主任透露，医院的科室考核制度中，住院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住院率不达标，科室不仅会被削减床位，科室人员的奖金也会受到影响。在这种压力下，医生往往会过度医疗，以提高住院率。
治理“过度医疗”，必须下体制改革的猛药。专家表示，只有切断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的来源，实行医药分离，才能真正遏制过度医疗。各级应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标准，重点考核医生医德和诊疗水平。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革除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及药品滥用的机制。人们热切期待早日告别“过度医疗”，真正迎来医疗行业的春天。即使基本药物制度全国推广，仍然需要唤起医生的良知和职业道德，才能真正降低药价和医药费。毕竟，医疗的本质是为了病人的健康，而不是为了医院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