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间的大学风云：从国子监到现代高校
从古至今，文凭买卖之事并不罕见。大学招生指标的繁荣，就如同古代的“官倒”，甚至成为朝廷弥补国库亏空的一种手段。追溯其源，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是在1898年的二十四年，随着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的诞生而诞生的。这所大名鼎鼎的学府，正是今日北京大学的前身。
大学之名虽新，但学问之路古已有之。古代的学子并不称为“大学生”，他们被称为“生员”。在朝廷的中央宫学国子监读书的学生，更有“监生”的称谓。这些学子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助学金”，用于改善他们的伙食，因此这笔费用被称为“廪膳”。
国子监，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古代的国家级重点大学。其学生的学术水平远超过现今的博士，工作自然也是包分配的，甚至有时可以直接当官。明代就有规定，只有进入国子监的学生才能有机会获得官职，这在当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福利。
这样的大学，谁不想读？这不仅是为了追求学问，更是为了将来的仕途。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或许就是这样来的。
说到明代的国立重点大学，我们不得不提那两个现在仍然被广大民众所熟知的名称——“南大”和“北大”。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上大学都需要凭成绩考取。但历史总是充满了特例。如果没有优异的成绩，但拥有一个不凡的家庭背景或者特殊的身份，如或是官员的子嗣，也有可能获得特招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是不是就没门了？并不是。只要有钱，就可以购买入学名额，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花钱上大学”。
在古代，入学名额被称为“员”，生员即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现在的“招生指标”。花钱上大学，就是购买这种招生指标。明朝廷在最困难的时期，曾经明码标价，以收取“赞助费”的方式，公开出售招生指标。这种行为被称为“官倒”。
国子监是古代培养“贤人”的地方。现在的南京、北京的明国子监遗址附近都有“成贤街”，就是为了纪念这里培养出的无数英才。随着国力的下降和财政的亏空，朝廷开始通过“教育乱收费”来筹集资金。只要肯出“赞助费”，无论成绩优劣，无论家庭出身，“军民子弟”都可以获得上学的机会。有意思的是，明朝收取的赞助费并不是现金，而是当时紧缺的粮食或是马匹等。
明朝的这种“官倒”招生指标的行为，实在少见，可以说是开创了中国花钱上大学的风气之先。国子监的学生因为不同的入学方式，本来就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举监、贡监、荫监、恩生等。而自从招生指标可以买卖后，又多了一种称呼——“例监”，这是专门用来称呼那些通过购买指标入学的学生。
探索明朝教育新纪元：“纳粟纳马”入学制的诞生与演变
明代的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历史记载中的代宗皇帝朱祁钰开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在这时期，他推出了“纳粟纳马”的入学制度，开启了国子监接纳社会力量的新纪元。
朱祁钰，明代宗室的次子，本与皇位无缘，却因大哥被俘而意外登基。面对边境战事不断、军费紧张的局面，他急需寻找解决财政困境的方法。这时，“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的提议应运而生。这意味着，向国家多上缴粮食和马匹，便能获得进入国子监读书的机会。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被朱祁钰采纳，而且后来的皇帝，包括重新夺回皇位的朱祁镇，都曾在国库空虚、边防紧张或地方饥荒时采用过类似的方法筹集资金。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饥荒，当地官员甚至上书北京，希望通过出售“南大”的招生指标来创收。
到了行将灭国前一年的十五年（公元1642年），拥有进士学位的中书舍人陈龙正提出了将国子监入学资格商品化的建议。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皇帝本人的赞许，甚至在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明朝亡国当年），陈龙正被任命为南京国子监丞，开创了大学校长卖招生指标的先河。
在明景泰年间，这个“纳粟纳马”的入学制度非常透明，全国实行统一价。要想获得国子监的入学资格，需要支付一定数量的粮食。据《明史·食货志二》记载，景泰年间最高的入学费用需要800石米，而成化年间则稳定在100石米。
这个入学赞助费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以明朝的二品官员为例，他们的年俸禄甚至不足以支付一个“入学指标”。这样的收费标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揭示了明朝财政的困境。
这项独特的入学制度不仅为当时的明朝筹集了大量资金，也为更多有志之士提供了入学的机会。尽管存在争议和批评，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通过这一制度，我们可以看到明朝社会的变迁和教育的发展，以及财政困境对教育改革的影响。这项制度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也让我们对明朝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细品历史痕迹，明朝时期的高等教育投入可谓比今日的“捞人”成本还要高昂。即使以当时相对较低的“米百石”标准来衡量，其花费也要高出40石之多。这种对比，不禁让人深思古代教育的背后故事。
一如古代官场中的买官卖官现象不绝，历代王朝的学府也或明或暗地售卖入学名额和资格。时光流转，这种现象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制度化的操作，被称之为“捐学”。
说到“捐学”，其实质就是一种入学资格的买卖。在古代，想要进入学府深造，除了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和选拔之外，还需要付出一定的金钱代价。这种金钱代价，便是所谓的“捐学”。而这种“捐学”现象，其实比明朝时期更为盛行，教育乱收费的现象愈发严重。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在古代社会，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于社会阶层流动、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那些有权有势的家庭，通过“捐学”的方式，可以轻松地将子女送入学府深造，从而为其未来铺设更为宽广的道路。而对于那些贫苦家庭而言，高昂的“捐学”费用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他们的子女即便天资聪颖，也可能因为家庭的经济条件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这种现象的存在，无疑揭示了古代教育的不公平性和不平等性。而这种不公平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使得社会的流动性大大降低。“捐学”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教育乱收费的问题，更是古代社会深层次矛盾的体现。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捐学”现象的批判上，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反思现代教育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教育的本质，才能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接受公平教育的机会，才能避免教育成为某些人的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