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元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坚定的正义感，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还在官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让我们跟随迷奇闻网一起走进元稹的世界，他背后的故事。
在永贞元年，元稹通过制举考试获得了第三次等的好成绩，这一成绩更是当年的最高荣誉，使得他被授予“左拾遗”官职。在古代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知识分子入仕为官，肩负着“言志”、“明道”的社会职责。监察官员因其有机会与君权对话，被知识分子们所推崇。元稹也不例外，他渴望成为一名谏官，为国家的发展献言献策。
说起“左拾遗”，这是唐代监察制度中的一部分，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成熟时期的产物。为了吸取隋亡的教训，唐代专门增设了谏官，元稹首被授予的官职就是其中之一——“左拾遗”。这个官职的职责是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对国家的政事进行监察和规劝。无论是国家大政，还是个人生活，都在其进谏范围之内。在唐代前期，谏官甚至可以参与三品以上官员的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
作为监察官员的元稹，表现得非常称职。在担任“左拾遗”不久，他就上疏论证，献上了《论教本书》。在这本奏章中，元稹对皇太子的教育提出了颇具远见的建议，并极力讽刺王叔文集团，还建议宪宗选重师保，慎简宫僚。元稹还指出了当前谏官制度的弊端，恳请陛下允许他尽言谏官之职。
作为没有政治靠山的谏官，元稹的监察之路并不平坦。不久之后，他得罪了权臣杜佑，被贬为河南尉。但这并没有阻止元稹的脚步。元和四年，在宰相裴垍的提拔下，元稹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监察御史的主要职能是对地方进行监督，或者对重大上诉案件进行复审。其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权，即对官员违法行为的检举和处罚。
在唐代，监察御史的弹劾范围非常广泛。从人员来看，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州县各级官吏，甚至是平民百姓，都可以成为弹劾的对象；就事情而言，所有违法的朝廷命官也都是御史弹劾的目标。御史在执行检察职责时，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到了唐代后期，弹劾甚至不必再经过御史台长官，奏疏可直达天子。
尽管监察御史拥有弹劾权，但监察权终究来自于皇权。弹劾后的处理往往要看皇帝个人的意见。这也是监察御史的缺陷所在。尽管如此，元稹仍然坚决行使自己的监察职责。在被授予监察御史不久之后，他来到梓州调查小吏任敬仲的案情时意外发现剑南东川节度使扰民的事情。经过一番细致的调查后更是揭露出节度使严砺贪腐案牵出了多个刺史及御史官员的违法事实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为百姓除害为朝廷肃清毒瘤。
在唐朝的一场惊天贪腐案中，涉案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大。尽管案件一经查实，理应严惩所有涉案人员，但现实却是残酷无情的。由于涉案人员众多，加上主要嫌疑人严砺已经去世，皇帝对此并不想过多追究。宰相裴垍，尽管曾力挺元稹，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过于明显地支持他。最终，这场庞大的贪腐案件只是以“严砺已死，无从追究”为由轻轻放下，涉案的官员也只是被罚款和降级。
元稹却因为自己的恪尽职守而遭到了报复。他因此被逐出朝廷，前往洛阳分务东台。他的遭遇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唐朝末年，宦官势力的崛起导致了监察职责的弱化。在唐朝建国之初，为了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谏言被视为政治的头等大事。随着史之乱的发生，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宦官当道，尤其是到了唐肃宗时期，他们身兼数职，掌管着大大小小的官职，甚至可以直接干涉皇帝的任选。这样一来，御史的职责基本被架空。
到了唐宪宗时期，宦官不仅大规模参与朝政，还渗透到了各部门。他们掌管着各种官职，甚至可以干涉皇帝的任选。元稹身上的“争厅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当时，元稹因为得罪了宦官集团而被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贬到洛阳。他在馆驿被后来的宦官等人强行让厅，甚至遭到了鞭打。
元稹虽然身体受到了伤害，但更多的是心灵上的打击。他被宦官“败面”的方式羞辱，让他难以接受。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争厅事件”之后，宪宗不仅包庇宦官，还将他贬到江陵，一呆就是十年。
这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唐代末期的谏言制度正在逐渐走向弱化。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君主专权的膨胀，谏言制度迅速走向衰落。正值有才华的人担任谏官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谏官群体的素质也遭到了不可逆的降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谏官长期结党营私，皇帝开始从制度上消弱谏官，谏言制度也迅速走向衰亡。
元稹和白居易是同一时代的文化巨匠。元和四年，元稹因为严砺贪腐案被贬到洛阳。尽管他感到不公，但他依然恪尽职守，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好事。《为河南府百姓诉车》就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表面上是在算河南府牛车的经济账，实际上却是在批评元和四年讨伐承德军期间的主战宦官集团的无才与愚蠢。元稹的直言不讳使他得罪了宦官集团，遭到了残酷的打击。
在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许多士大夫的终身追求。为了达到心中的理想，他们不惜直言犯上，只希望皇帝能励精图治。对于元稹来说，“争厅事件”除了身体上的痛苦外，更多的是一种羞辱和心灵上的打击。这个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唐朝末年政治的黑暗和谏言制度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