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期，一个特殊的流行趋势开始崭露头角——“养士”风气。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风趣网的脚步，探寻这一潮流背后的原因。
士，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他们的活跃与流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士人们四处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争相依附各国诸侯政要。与此各国诸侯为了富国强兵，也四处收罗人才，尊养士人。养士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
士人的去留能够决定一国的兴衰，这一点被普遍认同，也是养士风气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六国时期，贤才的流向直接影响了各国的国势升降。《论衡·效力篇》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在当时，养士之风可以概括为两种：国君养士和贵族、卿相等私人养士。
首开养士风气的是战国时期的魏文侯。虽然春秋时已有养士情况的记载，但魏文侯被普遍认为是最早大规模养士的人。他尊士养士的行为与魏国的百年霸业密切相关。魏文侯不仅养士，更尊士。他拜子夏为师，借子夏之名赢得更多士人。子夏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在魏国教学，使得许多优秀士人如段干木、吴起、西门豹、乐羊等都聚集于魏国。在这些士人的努力下，魏国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
魏文侯之后，更多国君都相继尊贤养士，延续并发展养士之风。如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使得邹衍等名士趋之若鹜。齐国亦如此，齐桓公设立翟下学宫，尊宠之士拥有相当大的个人空间，他们的言论和自由得到官方的认同。这些特殊尊士、养士的行为，使得齐国成为战国时期的典范。
除了国君养士之风，私人养士之风也在战国时代盛行。贵族权要之所以能公开养士，须具备政治与经济条件。这些贵族权要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吸引士人。如信陵君、孟尝君等人都具备较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他们的豪爽性格和出众才能使得他们门下人才辈出。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曾经挽救过国家和民族的危局。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号召力足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聚集于他们周围。这一时期的私人养士之风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
“养士”风气在春秋战国时期极为盛行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这一风气的盛行不仅促进了士人阶层的壮大也为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养士”不仅是一种人才战略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风尚它体现了那个时代对于知识和人才的高度重视和尊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在古今交错的时空背景之下，山东滕州市官桥镇袭父爵的他，被誉为孟尝君，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风采。他不仅是出身名门，更在官场历经风云，先后成为秦昭王、孟渭王以及魏国的相国，这样的政治历程无疑为他积累了养士的政治资本。平原君，身份显赫，身为灵王之子、拜相长达四十八年之久，亦有着无可争议的政治地位与养士条件。相较之下，春申君虽出身并非名门望族，但凭借着自身优秀的个人能力和与楚顷襄王的深厚关系，从一名左徒一路崛起，成为楚国令尹并被封为春申君。他在楚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其养士的条件和能力同样不可小觑。
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舞台上，养士之风不仅盛行于山东六国，更在西边的秦国掀起狂澜。吕不韦这位大商人，以其独到的眼光和手腕，不仅助秦公子成功登上王位，更在成为相国之后，因受四公子养士之风的影响，也致力于招揽人才。他养的士人中不乏高官和众多学者，这些人才共同助力他完成《春秋》。而在秦国，缪毒因受赵赏识而封长信侯，家中宾客众多，他也因此成为秦国私人养士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养士之风的兴盛并非偶然，它是多方面条件共同构成的结果。养士者必须具备富足的经济条件以保障士人的基本生活；要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以保证士人的才能得到发挥；养士者自身的性格魅力和能力也是关键。这些养士者大都具备这些条件，他们养士才得以产生较大规模的影响，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等多项活动产生重大推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风气体现了当时社会的进步和风尚。养士成为了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之一，加速了士阶层的崛起和壮大。士人在这种风气下有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及竞争风气也应运而生。养士风气的兴盛对士阶层自身意识的提高、士人在人格上独立的要求的满足以及养士者自身和国家的利益都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孟尝君、春申君等人的佳话广为流传，春秋战国的这种养士之风不仅改善了士人与统治者、上层贵族之间的关系，而且使当时整个社会开始重视知识、重视人才，人才的流动性和活跃性也因此增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体现了当时社会的风貌和进步。这些养士者们不仅有着卓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更有着开阔的视野和胸怀，他们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懂得如何招揽人才、培养人才。这种风气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使得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