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略性调整：从“先行经贸，后谈政治”到“等待时机成熟”的演变
在两岸关系的历程中，有一个显著的战略调整引起了广泛关注。早在2008年，我们秉持着“先行经贸，后谈政治；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十二字方针，明确表达了优先解决两岸经贸与民生议题的态度。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ECFA协议的推动使得台湾对大陆的出口额激增287%，我们也积极签署了包括直航、旅游、食品检疫等在内的23项民生协议。
和平协议的推进似乎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有观点指出，和平协议涉及到政治层面的制度性安排，需要更为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对此，我们深感时机尚未成熟，需要等待最佳的时机进行推进。连战回忆录也提及，在2012年连任后并未主动推进该议题。这种策略调整，背后体现了我们对复杂局势的思考和慎重考虑。
二、政治考量的争议性解读
这种策略调整并非一帆风顺。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我们虽然表面上支持“九二共识”，但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渐进式”策略，通过不统不独的方式维持现状，以获取经济红利。例如，在2014年的服贸协议争议中，因删除“大陆会计师在台执业”条款导致协议搁浅，间接引发了太阳花运动。这背后是否存在着某种“暗独”的倾向，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质疑。
美国因素也可能对我们的决策产生影响。连战回忆录以及部分台媒的报道称，美国对两岸政治谈判持警惕态度，可能通过非公开渠道施压。这种外部压力是否影响了我们的决策，也是值得深入的问题。
三、与其他倡议的对比
在东海问题上，我们曾提出“五点和平倡议”，主张搁置争议、合作开发资源。这与两岸问题的“先行经贸，后谈政治”逻辑有着相似之处，均体现了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议、促进合作的立场。这一倡议也被批评为回避核心主权争议。
小结：
我们的决策逻辑在于优先处理能够迅速见效的民生议题，以达成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立场的决策过程被质疑受到内外政治压力的影响，未能充分直面两岸统一的历史必然性。这与当前大陆“不承诺放弃武力”的底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始终坚信，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能实现两岸人民的共同繁荣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