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8月12日，美国弗吉尼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人士的冲突愈演愈烈。最初是因为拆除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军队司令官李将军的雕像而引发的冲突，现在与邦联相关的其他雕塑也难逃厄运。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用“和也蓄奴”的例子来平息争端，然而这一举动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在芝加哥，一些黑人民权领袖提议将纪念杰斐逊与华盛顿的公园改名为纪念同样姓氏的黑人领袖，而白人右翼则举行了“火炬游行”并焚烧雕像。无论事件最终如何收场，这场冲突都可能成为美国社会共识分裂背景下的重要事件。
美国国父华盛顿的国徽图案中，展示了他的骑马形象，四周环绕着南方盛产的玉米和棉花等农作物。当代美国社会的族群冲突现实因素虽然复杂繁多，但双方并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攻击对方的历史象征和纪念雕塑。这释放出一个不祥的信号：曾经对于提高美国凝聚力居功至伟的美国历史，如今却被某些人士当成了互相攻击的工具。
与由中国和法国这样的由世代生活在此的人民组成的国家不同，美国初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国家认同”或“民族意识”。美国人必须自己创造这种意识。早期的历史编写者通过强调美国人的共同过去和与欧洲人的不同之处，试图构建美国人的民族品格，并取得了良好效果。华盛顿和杰斐逊等建国先贤的地位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
这种初期美国史的缺陷也非常明显：它是一部完全以白人为中心的历史。美洲原住民和黑人奴隶几乎没有被提及的空间。尽管历史著作中有少数例外（如感恩节的起源故事），但原住民在历史中的地位仍然被边缘化。原住民被白人视为威胁并遭到驱赶和杀戮，而白人移民霸占土地的行为被描述为正义的“昭昭天命”。黑人奴隶则几乎与建国之父们口中的自由平等无关，难以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尽管一些国父们口头上反对奴隶制，但他们中的许多却是奴隶主，对庄园中的奴隶劳动持默认态度。这种虚伪的态度在今天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
换言之，尽管美国历史成功地发挥了团结白人移民、铸造“美利坚民族”和“美国精神”的作用，但黑人奴隶和美洲原住民从未被完全纳入“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中。他们被认为不具有“美国人应有的品格”，而美国人的凝聚力也基本与这些非白人群体无关。这种情况为今天美国人的历史观念分歧埋下了伏笔。
幸运的是，自20世纪以来，美国历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以白人为中心的英雄主义史观的局限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修正。他们努力将建国“英雄”们作为普通人来考察，并探索被传统史观忽视的事实。例如著名史学家比尔德的一系列著作从经济利益角度解释美国建国精英们的行为。随着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与左翼思想的传播以及大学中少数族裔学生与教员的增加，针对被白人中心主义掩盖的少数族裔的历史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了高潮。美国的多元文化格局开始重塑其历史叙述，摒弃了单一白人精英主导的观念，开始接纳并重视之前被边缘化甚至受压迫的少数族群的历史贡献。这一转变，无疑是美国历史观念的一大进步。它不仅仅是对过去被忽视历史的纠正，更是对多元文化的肯定，它扩大了“美国人”这一概念所涵盖的群体，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
多元文化史观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遭遇了一系列挑战。一方面，一些固守传统观念的人认为多元文化史观是“讨好少数族裔”的表现，忽视了主流文化的价值。另一方面，一些极端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所谓的“国家认同”不过是白人精英为了维护其统治而人为构建的产物。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历史叙述应当摒弃这种过时的国家认同，更多地从各个族裔自身的视角出发。
这种分歧导致不同族裔群体在历史叙述中的竞争日益激烈。为了在本族群的历史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些极端的个体甚至刻意放大对方历史中的阴暗面，导致历史成为了一种“黑材料”的挖掘场，而非促进民族团结的桥梁。这种竞争不仅加剧了族裔间的紧张关系，也削弱了美国社会的整体凝聚力。
早在1992年，美国的历史学者就意识到了这种风险。他们在《历史的真相》一书中强调了不同历史观念的调和与务实的看待历史叙事的重要性。他们呼吁对历史的认知应超越单一族群的视角，并肯定美国国家在历史叙述中的作用。这种理念旨在防止“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被误解为各族群“各自为政”，削弱国家认同的情况。随着美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愿意以客观和冷静的态度看待本国历史的人越来越少。
面对当前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右翼势力崛起、国力相对衰退的情况，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一历史理念。只有引导人们以团结为主题重新看待历史，才能使冲突和分歧成为建设未来的经验来源和共同财富。我们需要超越片面和偏激的理解，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一切，与国家的过去达成和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国家的团结，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