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礼议的序幕，源于武宗突然离世，内阁首辅精心策划，选定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继承大统。世宗登基后，杨廷和却坚持要将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关系转变为亲兄弟关系，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大礼议风波。这场大礼议不仅是新旧势力的较量，更是永乐以后历史长河中的最大政治纷争。
正德二年（1507年），朱厚熜在兴王邸诞生。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明孝宗的侄子，身份尊贵。兴献王杬的次子，被封在安陆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兴王去世，世子朱厚熜居丧并主持封国政务。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的朱厚熜被明武宗特旨袭封。就在五天后，明武宗驾崩，那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由于明武宗无嗣，明孝宗亦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廷与大学士杨廷和（在朱厚熜抵达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依据《皇明祖训》中的“兄终弟及”原则，决定前往安陆迎接朱厚熜进京即位。
就在这一历史转折之际，一场关于礼仪、关于继嗣、继统的争论悄然展开。杨廷和起草的遗诏明确表示，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应嗣皇帝位。明世宗对杨廷和提出的“嗣皇帝位”的理解产生了争议。朱厚熜认为自己是应遗诏入继皇位，而非皇子继位。双方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与此明世宗坚持要以生父为主祀，并尊奉正统。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援引先例，认为明世宗应以明孝宗为皇考，对生父的称呼及祭祀方式提出了异议。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少年天子明世宗试图优抚杨廷和，并试图改变其主意，但均未成功。
在张璁的奏疏中，他支持明世宗的观点，认为“继统不继嗣”，即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这一观点得到了明世宗的高度认同。尽管张璁地位不高、人单势孤，但其观点深入人心，明世宗最终选择了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虽遭到杨廷和的反对，但最终得以实施。
湖广总督席书与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他们的奏疏未能上呈。张璁与桂萼等再次上疏重提旧事，引发了新一轮的纷争。这场大礼议不仅关乎礼仪之争，更体现了当时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各方势力的较量。在这场纷争中，各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明世宗下旨诏令两人进京时，正值“继嗣派”暗中策划暗杀张璁与桂萼之际。明世宗独具慧眼，将两人封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礼仪事务。这是嘉靖三年（1524年）的正月。随着朝廷局势的变迁，明世宗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国事。在这关键时刻，杨廷和见世宗有意改变先前决策，于是上疏请求致仕归隐。朱厚熜此时已稳固地位，对杨廷和的强势作风感到厌倦，便顺水推舟同意了杨廷和的请求。
此刻，礼部尚书汪俊感到群龙无首，开始酝酿再次集体劝谏。恰逢主事侯廷训根据宗法创作出《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便借此机会率领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明世宗以兴献王为皇考。明世宗对此不悦，命令更多官员参与讨论。随后，张翀等三十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人也发表意见。状元唐皋更是上疏说：“陛下应以亲生父母作为正统之根，以表达对母亲的尊敬。”表面上似乎是在调和矛盾，实际上却倾向于反对世宗的主张。由于邹守益和唐皋在朝中都有较大影响，明世宗愤怒至极，参与进言的人都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汪俊等人只好妥协，同意给兴献帝和兴国太后各加一个“皇”字作为尊称。
嘉靖三年三月，明世宗在无奈之下，终于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同时尊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虽然“本生”二字只是承认了生物学上的父母关系，但在宗法上，明世宗仍然需要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母后”，实际上他仍被视为过继给了孝宗。这一点可以参考清朝的奕譞被过继给文宗帝的例子。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明世宗颁布诏令给礼部，决定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议论纷纷之际，恰逢早朝结束之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导众人效仿宪宗时期的百官文华门前哭请事件。杨廷和之子杨慎也鼓励众人坚守节操大义。随后众多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请世宗改变旨意。
明世宗得知门外哭声震天动地后十分震怒。杨慎等人撼门大哭，“声震阙庭”。朱厚熜下令逮捕了为首者八人并下诏狱。这令其他人更为激动，他们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再次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此后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长达三年的“大礼议”之争以朱厚熜的胜利告终。在这场较量中，他不仅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也确立了他对明朝礼仪制度的掌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