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随着青年学生们纷纷走出国门，远赴日本等地求学，他们希望带回一些新的政治理念和技术知识来推动国家的进步。这些速成政法班的青年们虽然学了一些皮毛，但他们数量少且质量不足，导致他们试图建立的新式法院并未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因为传统的县太爷打板子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往往回望儒家传统，寻求资源。清末的维新变法便是典型的“托古改制”。近年来，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和经济的崛起，思想界也经历了剧烈的分化。一些学者如刘小枫、秋风等转向传统，他们的研究影响深远。蒋庆的阳明精舍倡导的公羊学派的内圣外王之道也引人注目。蒋庆的选择对自由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面对这样的思潮，袁伟时教授提出了质疑。秋风试图从汉代儒生董仲舒那里寻找灵感，认为天命可以制衡皇权。但袁伟时却认为这只是妄想。董仲舒虽然试图以阴阳灾异之说规劝汉武帝，但最终却因此遭受刑罚。袁伟时强调，天和上帝都是虚无的，真正的法治社会对皇权的约束是实实在在的法律，这是法治和专制社会的根本区别。
关于士大夫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袁伟时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中已有深入的阐述。清廷在甲午战争后的举动充分表明，士大夫和儒家礼治根本无法制衡最高权力者。在儒家中寻找宪政资源的前提是皇权必须受到真正的制衡，否则礼法只是一纸空文。
袁伟时教授在与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中，深入了“儒表法里”的观点。一些人认为儒家完美无瑕，不好的东西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但袁伟时认为这个观点不成立。他强调，历史上的秦朝虽然实行的是法家学说，但儒家的道德已经渗透到了法律之中。汉承秦制后，传统政治制度没有大的变化，儒家的三纲成为了法典的基本架构。历经演变，儒家经典成为了法律判决的依据，儒家的理念逐渐渗透到了法律之中。
袁伟时指出三纲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现代社会的法律关系基于人格平等和法律平等，这与三纲的理念格格不入。“儒表法里”的观点在现代社会并不适用。他强调，我们需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建立符合现代社会的法治体系。
袁伟时的观点为我们理解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联系和冲突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真正的宪政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通过分权制约和坚持民主、法治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摒弃传统的束缚，寻找适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袁伟时教授解读孔子诛少正卯与袁世凯非卖国贼
袁伟时教授认为，孔子诛少正卯的罪行中，除了心险、行辟难以明确界定的罪行外，后三条都是言论罪。这一观点似乎将孔子描绘成一位因言论而治罪的先驱，有其独特的依据。深入研究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孔子的言论和行动始终是基于其道德和治国理念。他对少正卯的诛罚，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和道德的需要，而非单纯的言论控制。
对于袁世凯，袁伟时教授认为他不是卖国贼。他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上台是经过了法定程序的，因此不能说他是偷窃革命果实。对于备受关注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态度坚决，努力拖延谈判、讨价还价，并充分利用列强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尽管最终签订了一些协议，但这些协议大部分都没有真正实施。从历史角度看，不能简单地将袁世凯定义为卖国贼。他的外交策略和政策，实际上为主权的收回和维护做出了贡献。
谈及孙中山对自由和法治的认识，袁伟时教授表示存在一些不足。以宋教仁被刺案为例，全国各界都呼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实行法治，维护社会稳定。但孙中山等要员却充耳不闻，试图用枪杆子解决是非，导致法治进程中断。这显示出孙中山在某些时候对自由和法治的认识并未达到现代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孙中山没有其他的贡献或成就，只是在面对某些问题时，他的选择导致了与法治精神的背离。
袁伟时教授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观点。他深入研究历史背景，注重从事件本身出发，而非简单地以现代的标准去评判过去。这样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让我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历史人物并非简单的黑白分明，他们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评价和理解他们。我们也应该明白，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在1912年的历史转折点上，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孙中山随后在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紧接着，临时参议院在2月15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提出将首都迁至北京的建议并未得到孙中山和黄兴的全力支持。尽管临时参议院明确表示，如果不同意这一决策，总统有权按程序退回参议院重新讨论，但孙、黄二人却选择以武力胁迫参议员，最终迫使首都改为南京。这一事件揭示了他们未能践行一贯追求的民主法治理念。
孙中山对自由的理解与应用似乎并不全面。从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思想便可窥见一斑。在《来校训话》中，孙中山强调“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而胡适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坚信个人自由的争取也是为国家争取自由与人格。他认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绝不可能建立在臣民的基础上。
与此英国革命并非如人们今日所称的“光荣的革命、和平的革命”。埃德蒙·伯克反思欧洲大陆激进革命道路时，更倾向于英国经验主义式的渐进改革。哈耶克也提出了启蒙的两个传统：法国的传统与苏格兰的传统。英国革命的过程并非完全和平，而是伴随着长时间的流血与斗争。袁伟时指出，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会导致灾难。真正的改革成功的标志是确立法治，所有的社会矛盾与冲突都应遵循法治的程序来解决。孙中山等知识分子在面对革命情结时，也开始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他们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认识到未来的改革不能再简单地依靠革命或暴力手段来实现。这一认识与日本前首相对“二十一条”结论的全部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与现实问题时，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