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药品价格虚高的
为何我国的药品价格居高不下，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利益链条？这是一个复杂且深远的问题。
有医药代表坦言，药品价格中的“肥肉”部分被拿回扣的医生所占据。同品规的药品，各地中标价格却相差悬殊。比如，一款规格为2ml∶0.3g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在北京的中标价高达11元，而在河南、山东等地实行基本药物采购机制后，中标价则相对较低。这种“同药不同价”的现象并不罕见。
再以某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奥美拉唑镁肠溶片为例，其价格与山东鲁抗辰欣药业的同类产品相比，差距悬殊。这种价格差异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利益链条。从出厂价到患者手中的价格，中间经历了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产生回扣和利益分配。
据多年医药代表经验的刘梅透露，医院一般会在中标价的基础上加价15%再卖给患者。而对于某些药品，这个加价幅度可能会更大。有医药代表披露，越是高价药，其利润越高。这也是一些药品价格虚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些高额的利润都流向了哪里？除了医生的回扣，还包括各级代理商、医药代表、医院各相关科室部门和人员等。每个人都在这条利益链条上获取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驱动，使得药品价格居高不下。
为了深入了解这个问题，记者试图对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奥美拉唑镁肠溶片的价格加价过程进行。该药的全国总代理电话无法接通，省级代理也避而不谈具体价格。这也反映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据分析，某些药品的成本并不高，但中间环节过多，每个环节都在价格上做了加法，最终导致了患者购买时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这种现象不仅让患者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扭曲了医疗行业的公平和正义。
我国药品价格虚高的原因复杂多样，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医疗机构、药品生产企业和公众共同努力，加强监管、推动改革、打破利益链条、实现公平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降低药品价格，让百姓病有所医。在深入调查过程中，中国青年报记者获取了几份内部材料，揭示了河南、河北、湖北等多家医药公司的药品定价内幕。这些材料详细列出了数百种药品的中标价、代理价、供货价和零售价。
以山西泰盛制药生产的药品为例，医保乙类40mg注射用泮托拉唑钠的零售价高达每支68.2元，但其供货价仅为2.7元。同样，其他药品如石家庄宇惠制药的乳酸亚铁糖浆、山东仁和堂的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等也存在类似的价格差异。
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药品的代理价还远远不是出厂价或成本价，甚至不是全国总代理的价格，仅仅是省级代理的价格。医药代表刘梅透露，非基本药物的高价药，从出厂到患者手中，价格一般会翻倍，最少也有五六倍的增长。
杨星，一位曾经的医药代表，向记者透露了她曾经代理的南京圣和药业生产的抗生素类药“悦博”的情况。这支药卖给患者132元一支，每次输液需要两支，而医生每次开具的提成高达50元，医药代表的提成却只有5元。在大医院，知名度较高的外科手术医生每月的提成可能高达三四万元。
杨星指出，高价药、大医院、核心品种利润空间更大。尤其是肿瘤类药物和抗生素类药，一些高价特效药甚至能让医生获得高达500至800元的提成。比如，病人股骨头坏死的治疗中，国产和进口的材料成本不到3000元，但卖给病人的价格却超过1万元。
业内专家指出，在当前国家政策下，抗生素类药的利润空间已经受到压缩，但新的招投标政策的实施也使得进院难度增大。医药公司如何选择利润空间大的品种成为进院的关键。医院的一些治疗妇科病和男科病的药物价格虚高，利润空间较大。
这一系列揭示令人震惊。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价格如何层层加码？医生提成背后的利益链究竟有多长？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患者的权益，让医疗体系更加公正透明。当这家医药公司推介石家庄某药企的补血药物时，他们自豪地宣称，该药物作为自主定价的品种，不受国家限价和降价政策的影响。独家品种的中标价格高且稳定，长期操作无忧。在医药代表眼中，小品种进院相对容易，成本也较低。
背后却隐藏着一条不为人知的利益链。医药代表们透露，他们每月收入可观，工作轻松，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请客、送礼、吃喝玩乐。杨星和刘梅向记者揭示了这条“天价药”虚高药价的利益链条：药企-全国总代-省级代理-医药代表-招标-医院-医生-患者。每一个环节都在加价，导致药价攀升，到达患者手中时，可能是出厂价的六七倍甚至更高。
省级代理和医药代表在拿到药物后，首要任务就是进入招标目录。这其中少不了红包的往来。根据药品情况和市场规模，红包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时为了进入评标专家组，甚至会在信封上写上药名，见人就塞。
药品中标后，医院成为关键的一环。医药代表需要找到院长和药剂采购科长，送上丰厚的红包，确保药物能够进入医院。即使药物成功入库，药代表们也不能松懈。他们需要找到科室主任，谈判提成比例，或者干脆直接找医生公关。有时为了能让医生开出药物，他们会请全科室的人吃饭喝酒，并送上每个500元的红包。
除此之外，医药代表还需要拜访门诊药房的人，送上礼品、红包，确保药物能够到达患者手中。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在瓜分利润，形成了所谓的“见者有份，利益均沾”的局面。杨星和刘梅调侃道，有时患者会看见医生在开处方时拿出一个本子翻看，那上面记录的都是新药的名字，医生甚至可能连名字都记不准，因为他们只关心能带来多少回扣。
对于为何药价虚高这个问题，杨星和刘梅表示，这是整个利益链的问题，每一个环节都在加价。刘梅甚至开玩笑地说：“你看医院的大楼越盖越高，药价自然也越来越高。”杨星也提到，有些医生的汽车也是越换越好。但在他们看来，开处方拿回扣的医生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并非所有医生都会接受回扣。一名基层医务人员表示，药价虚高的原因很复杂，从1993年医疗卫生机构推向市场的那一天开始，医院的公益性质逐渐消失，逐利性却越来越严重。解决这个问题并非一时半会儿能行的通的。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奋斗。在医疗的舞台上，有时医院如同天平一般倾向于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医生的角色似乎从那个神圣纯洁的“天使”，悄悄向着现实的“魔鬼”转变。但这样的转变并非医生的全责，我们必须深入背后的机制。因为大多数医生心中仍然铭记着那古老的誓言——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坚守着救死扶伤的信念。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他们往往被置于两难的境地，既不是纯粹的“天使”，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魔鬼”，更像是被置于神与人之间的“神仙”。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既要满足医院的盈利需求，又要照顾患者的健康需求。
一位医生分享了他的亲身经历：“我从事医疗工作已有30年，中级职称也有10年，但每月的工资仅为2713.8元。与当地的公务员相比，我的收入少了1000多元。”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奈与困惑。
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每个医生都会收取回扣。在一些大型的医院，情况或许还好一些，因为处方回扣通常是通过电脑系统公平地分配给每位医生。但在许多小型医院和卫生院，情况则更为复杂。那里的主任往往会将全部回扣掌握在自己手中，并给下属医生下达任务。实际上，许多医生能得到的回扣寥寥无几，甚至有些根本拿不到。但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需要按照要求开药，因为为了保住自己的岗位，他们别无选择。
在这样的层层剥削和压迫之下，药品价格自然水涨船高。要真正解决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强制干预，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国家需要出手，对医疗体系进行深入改革，以保障医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保障患者的利益不受侵害。这样的改革才能让我们重新看到医生的“天使”本质，而不是让他们在利益的压力下沦为“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