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资治通鉴》：深探历史中的智慧之源
说到司马光，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今天，让我们跟随风趣网的小编，一起走进司马光的世界，探寻那些深藏在历史中的智慧。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到五代后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结束，涵盖了十六朝一千多年的历史。这部史书不仅记录了历史事实，还传递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旨在为统治者提供借鉴。正如其名所示，《资治通鉴》旨在通过历史来指导政治治理。
那么，为何司马光选择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记录历史呢？这一年看似平凡，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晋国的三位卿魏斯、赵籍和韩虔被周王封为诸侯。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原本强大的晋国。这一事件被司马光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也是《资治通鉴》的开篇之笔。接下来司马光的点评是对此事件的高度总结和对历史的深度解读，也是整部《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从这里开始的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是基于此思路展开。
臣司马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何谓礼？它是纪纲的象征；何谓分？君臣之分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的身份标识也。一个广大的四海、众多的民众都要受制于一人之下，是因为有礼仪作为纲纪的存在。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率领诸侯，诸侯管理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和庶民。贵人居上统治贱民，贱民则顺从贵人。上级命令下级就如同心腹指挥手足、根本控制支叶；下级侍奉上级则如手足保卫心腹、支叶庇护根本。如此上下相保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因此说天子的职责没有大于维护礼仪的。
在流亡期间，孔子曾被问及如果得到重用应该首先做什么。他强调首先要建立名分。名分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领导者只有明确了身份和职责才能有效地传达命令和完成任务。司马光的治国思路与孔子的理念一脉相承他强调制礼的重要性其实就是强调正名的重要性。正名不仅关乎个人的身份地位更是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正如孔子所言“悠悠万事必先正名”。司马光的治国理念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延伸和发展。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解释乾坤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君臣之间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春秋》一书则强调尊卑有序天经地义的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古人对于君臣之道的深刻理解和对于礼仪制度的重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上的历史巨著它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评价来传达这一思想为后世统治者提供借鉴和启示。因此可以说司马光的治国思路完全来自孔子的理念而《资治通鉴》则是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实践应用。在远古的时代，周文王挥毫落纸，创作《周易》。其首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揭示了君臣之间的名分，如同天地之差，永恒而神圣。孔子作《春秋》，尊崇周王室，压制各路诸侯。虽然周王室日渐衰微，周王的话语权日渐减弱，但在春秋的记载中，周王依然位居诸侯之前。
想象一下，如果微子启取代了纣王的帝位，殷商或许能避免亡国的命运。微子启与纣王虽为兄弟，但按照规矩，纣王得以继承王位。尽管如此，微子启并未觊觎王位，因为他深知君臣名分的重要性，不能破坏殷商的“度”。
再看周王朝，其土地不如曹、滕之大，民众也不超过邾、莒之众。它历经数百年，依然稳坐诸侯国之首。晋、楚、齐、秦等强国虽强，却不敢轻易冒犯周王。这并非周王实力强大，而是名分尚存，让诸侯们敬畏。
季氏虽敢当庭舞八佾，却并未自立门户，仍保持着卿的身份。田常虽弑杀齐简公，却仍使用国号代姜。他们并非没有自立的能力，而是畏惧背上一个乱臣贼子的名分，担心天下诸侯一起来讨伐。
如今晋大夫们蔑视其君，剖分晋国，周王室既不能讨伐，又宠信他们，使他们位列诸侯。这导致名分再次受到冲击，先王的礼制在这里被践踏殆尽。有人可能会说，当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即使想守住名分也难以做到。但这绝对是个误区。三晋虽强，如果他们敢不顾天下人的指责，违背礼义，那他们就会不请于天子而自立为悖逆之臣。如果天子赋予他们诸侯的地位，那他们就会以天子的命令为行事准则，谁也无法讨伐他们。
韩赵魏三家分晋，被视为乱臣贼子的行为。即使周王室不能讨伐他们，也不能给他们诸侯的名分。不给名分，他们永远是乱臣贼子，以后有机会讨伐他们还是名正言顺的。但一旦给了名分就等于给他们正儿八经的诸侯地位，再想讨伐他们就难了。因此三晋能够位列诸侯并非是他们破坏了礼制而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礼制。君臣的礼制被破坏后天下各国开始比拼武力文德失落导致最终圣贤的后代所建的诸侯国社稷泯灭生灵几乎涂炭这难道不值得悲哀吗？因此三家分晋的根源在于周王给韩赵魏三家诸侯的名分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