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座中国的施比特劳：垃圾焚烧厂的新生
垃圾处理，这一城市之困，多地频现挑战。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并非易事，众多地区在初期都遭遇过抵触。但社区回馈与艺术地标的结合，为垃圾焚烧厂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与生机。
从“邻避”到“邻近”，这一转变如何达成？广州市越秀区的尝试给出了答案。近日，该区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参观活动，带领公众走进垃圾填埋场与垃圾焚烧厂，亲身感受垃圾处理的转变。广州市长陈建华更是亲自出马，为公众解读垃圾处理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垃圾焚烧后释放的热能可用于发电，这一可再生能源的潜力正逐渐显现。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刘焕彬指出，面对城市垃圾的严峻挑战，填埋已非长久之计。发展垃圾焚烧已成为必然趋势。垃圾焚烧项目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多地项目遭遇阻力的核心问题在于与公众的沟通缺失。
湖南湘潭的九华示范工业园区垃圾焚烧项目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市民兰杰的担忧反映了公众对垃圾焚烧的疑虑与担忧。项目选址的多次变更，更增加了公众的不安。因公众强烈反对，该项目被迫停工。
相比之下，广州的做法获得了肯定。为争取舆论支持，广州先组织公众走进生活垃圾填埋场，再走进垃圾焚烧厂，通过亲身体验，让公众理解转向垃圾焚烧的必要性。而杭州余杭的则提醒我们，信息公开与科普的重要性。
公众排斥垃圾焚烧，很大程度上是担忧其可能产生的有毒物质。充分燃烧的垃圾并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关键在于做好垃圾分类。广州的“垃圾分类万人行”活动正是为此而努力。
兰杰的观点也体现了公众的真实想法：并非反对垃圾焚烧，而是希望项目选址更为合理，进行无公害处理，建在人口稀少、绿色植物多的地方。
在环境商会举办的一场主题为“垃圾处理何去何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杰出研究员郑明辉，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规划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在筹划垃圾焚烧项目时，应充分考虑其对居民的影响和他们的接受程度。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专家与公众真诚对话，明确告诉他们焚烧并无重大风险，但也并无显著益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能够让居民欣然接受焚烧厂的建设？”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资深教授聂永丰对此表示理解，他指出，尽管反对垃圾焚烧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中大多数并非基于其真正的毒性问题。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排斥和对垃圾焚烧厂可能对个人财产影响的担忧。他指出：“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财产的增值或贬值紧密相连。重塑公众对该地区垃圾焚烧项目的信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各部门的协同努力，通过各种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
广州的垃圾焚烧项目推进历程可谓曲折。为了打破公众的疑虑和抵触情绪，广州采取了一系列循序渐进的措施。从召开大规模的垃圾分类动员大会到组织市民参观已建成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州一直在努力让公众了解并接受垃圾焚烧项目。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作为广州的首座垃圾焚烧发电厂，自2005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目前，广州正在筹建更多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到2015年前，全市的垃圾焚烧能力将达到每天15000吨。
尽管广州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但仍面临公众的认知问题。例如花都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依然备受关注。花都区委书记杨雁文明确表示，选址工作必须慎之又慎，确保解决公众的认知问题。
为了降低公众的抵触情绪，一些地区引入了“社区回馈”的理念。例如台北的北投垃圾焚烧厂在建设之初就遭遇了居民的抵制。于是建设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社区回馈工程，在焚烧厂周围建设了公园、游泳池、绿地、图书馆等设施，甚至在烟囱上建立了旋转咖啡厅。这样的举措不仅美化了环境，还让居民对垃圾焚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除此之外，将垃圾焚烧厂转化为艺术地标也是一种有效的策略。在维也纳的施比特劳垃圾焚烧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座工厂由著名建筑师百水设计，其外观充满艺术气息，黑白几何图案和彩色窗子图案使这座建筑时尚感十足。在这里，垃圾焚烧的过程就在充满艺术气息的建筑中进行。这座投资约5000万美元的垃圾焚烧厂不仅满足了维也纳城三分之一的垃圾处理需求，而且通过先进的焚烧技术产生的热能发电满足了20万户居民的需求。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表示，除了广州积极与民众沟通外，深圳也计划通过建设社区中心来普及知识，消除公众的误解和疑虑。通过这些方式，我们正在努力让公众认识到垃圾焚烧并非一个可怕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