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转型：法治化进程与全球借鉴
近日，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中国医院协会OPO联盟）主席黄洁夫在昆明研讨会上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转而依赖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国器官捐献事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器官供求紧张的现实问题，我国正努力通过立法和制度创新寻求解决之道。
当前，条例升格为法律的呼声渐高。制定专门的《人体器官捐献法》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此法将明确各相关部门在器官捐献联动机制中的定位与责任份额，为器官捐献工作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导。我国器官捐献率较低，供需严重不匹配，非法买卖器官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迫切需要法治化的推进。
在推进器官捐献工作方面，我国应将“非移植”医院也纳入捐赠医疗管理体系。目前，我国大多数器官捐献者初访单位是基层医疗机构，因此必须扩大器官捐献的覆盖范围。建立跟评级挂钩的考核体系，激发非移植医院的积极性。在移植程序上，必须确保有专职协调员见证，禁止相关医疗机构私自开展器官捐献工作。
在捐助激励机制上，虽然减免捐赠者医疗费用和丧葬费是常规做法，但对器官捐献者的精神嘉勉以及对困难家庭的救助补偿仍然相对匮乏。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商业保险解决捐献者家庭救助是一种可行的方案。我国应加快完善相关机制，以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器官捐献的公益事业中来。
对于活体器官的接受人的规定也应进行修订。现有的规定在实践中容易被规避和滥用，导致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建议修改相关规定，以实现“严控活体”和“激活遗体”的良好效果。
在全球范围内，器官捐献问题同样是一个挑战。许多国家在应对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普遍”登记制度，并建立了独立、统一、公开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以保障器官资源分配的公平性。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人们签署器官移植和捐献协议，并在器官移植中心留存配型用血样。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公众的器官捐献意愿。
我国在器官捐献事业上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立法创新、机制完善以及全球借鉴，我们有理由相信能够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将器官捐献制度纳入法治轨道，提高公众的器官捐献意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这一目标的实现在即。让我们携手共进，为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器官移植与捐献：西方模式的解读
在众多关于生命科学的议题中，器官移植与捐献无疑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器官移植已经成为治疗许多疾病的有效手段，而器官捐献则成为了延续生命的重要方式。西方国家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的实践，堪称典范，其中蕴含的制度化、透明化和公众参与的特色，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与借鉴。
在器官移植与捐献领域，西方国家采取的普遍登记制度令人瞩目。无论是西班牙默认所有公民为潜在捐献者，还是美国通过这一日常证件来登记器官捐献意愿，这些做法都体现了制度化的特色。这种制度化的设计确保了捐赠者的意愿得到尊重，同时让器官移植的程序更加规范。
如何确保器官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另一个关键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建立独立、统一、公开的“器官获取与移植网络”，将患者和供体的信息置于公众视野之下，不仅保障了排序的公正性，还打击了器官黑市，确保了器官分配的透明化。这种透明化的运作模式无疑增强了公众对器官移植制度的信任度。
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在推动器官捐献的社会观念革新上也下足了功夫。与非组织在推动这一议题上形成了良好的合作机制，前者负责宏观协调，后者则负责微观动员，尤其是在消除社会疑虑、打破偏见方面。例如，针对脑死亡宣告后的器官摘取是否剥夺抢救机会、弱势群体的捐赠价值等问题，这些机构和组织会进行深入的科普和解释工作。
从社会观念到制度细节，再到医学操作，西方国家的系统化推进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从物质激励到道德感召，多元化的动员手段也值得我们学习。正如史泽华教授所言，西方国家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西方国家在器官移植与捐献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从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到社会动员，这些国家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随着全球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相信，通过学习和借鉴，我们能更好地推动器官移植与捐献事业的发展，为更多需要的人带来生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