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质以邀信"的策略始终贯穿于蒙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质子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特殊的人质制度，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在蒙元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变。
在蒙元时期，质子制度的实施大体上分为五个方面：蒙古汗国内部的征取质子、地方诸路官员的遣子入质、蒙元对于汉地的征取质子、蒙元对诸王贵胃征取质子以及蒙元与内属国的附庸关系。这一制度在统治者东征西伐、混同宇内的过程中，各国族质作为特殊群体，在巩固蒙元统治秩序、维护边疆稳定、匡世济民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蒙古汗国内部的征取质子。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出于加强控制权的考量，于1206年下旨实施质子制度。贵族官员们必须送自家子弟成为质子，充当宿卫，服侍蒙古大汗的职位。河西质子军就是这一制度的产物，无论在蒙古人的征伐战场中，还是元朝的统治体系下，都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地方诸路官员的遣子入质。这一措施在调和地方与中央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有对地方诸路官员遣子入质情况的粗略记载，同时对质子征召的人数、质子的身体条件等方面都有严格的管理和规定。这一制度既是蒙古统治者对地方控制的手段，也是调和矛盾的举措。
蒙元对于汉地的征取质子。在灭宋之后，蒙元朝廷更加重视对于质子的选拔与政策实施。出于民族性的考量，蒙元对汉地的征取质子同样重视。他们通过征取汉地官员的质子，进一步加强了对汉地的统治和控制。
蒙元对诸王贵胃征取质子以及蒙元与内属国的附庸关系也是质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方面的质子制度既包括了国家层面的质子要求，也包括了民族、地区性质的质子要求，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制度。
毫无避讳地说，质子制度给蒙古国和元朝在政治、军事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统治者加强统治的手段，更是维护边疆稳定、匡世济民的重要措施。这一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蒙元时期的质子制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它在巩固统治、维护稳定、促进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不仅体现了蒙古汗国和元朝的统治智慧，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特点和要求。在蒙金战争中，众多汉地世侯做出了归顺蒙古统治者的选择，这一选择并非毫无所获，他们保留了在封地中的自主权，得以世袭管辖自己的地盘。
在封地之内，他们拥有统军管民、征收赋税之权，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国家自建立以来，对于纳土归顺的臣子，允许他们世守其土。蒙元统治者和这些归顺的汉地世侯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既保证了双方的既得利益，又缓和了民族矛盾，这无疑是一种巩固统治、缓和民族矛盾的有效策略。
在蒙元时期，宗王分封制度造成了地方割据的现象。每个宗王贵胃在自己的封地中，如同一个小独立国家，被称为"兀鲁思"。这种割据状态无疑对君权授命的传达和统治产生了影响，为了预防潜在的威胁，蒙元统治者更加奉行诸王纳子为质的政策，希望以此巩固蒙元大汗的实际统治效力。
例如，太宗时期，诸王斡赤金·铁木哥的儿子斡台就曾入质大汗处。而蒙元与内属国的关系，通过电影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二。以高丽国为例，作为强大蒙元的内属国，高丽太子需以世子的身份入质蒙元。这种通过质子维系的附庸关系，实际上是强与弱关系的产物。
自成吉思汗追击契月进入高丽开始，蒙古与高丽之间便有了实质性的正面接触。此后，蒙古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征服高丽。在此过程中，蒙古从未中断过对高丽国质子的征取。这些质子长期在元大都居住，受蒙古文化影响，等继承王位后才返回高丽。可以说，质子政策几乎伴随蒙元与高丽关系的始终。
蒙古统治者与高丽实施联姻，如忽必烈将自己的公主下嫁高丽王的质子。在蒙元对高丽的变相统治期间，质子制度始终贯彻实行，即使后来高丽成为元朝的征东行省，仍保留了高丽王室和大部分官吏制度。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蒙元王朝的质子政策贯穿始终，“取质以邀信”，反映了蒙元王朝的兴衰荣辱。蒙元征质的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维系这个庞大的统治建构，质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草原民族的智谋不仅体现在对内的纳质政策上，也对汉民族征纳质子。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既伴随着蒙元王朝的始终，又折射出蒙元王朝的兴衰荣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