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这一政策贯穿于90后一代的成长历程，每一家通常只有一个孩子，成为了独生子女政策的典型体现。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一味地减少人口出生，而是在必要时可以灵活调整，增加人口。就像历史上的越王勾践，他可能就是最早倡导计划生育的统治者。
对于公众而言，“计划生育”往往意味着少生孩子，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计划生育的本质是人类对自身生殖行为的调控，根据资源和环境状况，既可实现“减产”，也可实现“增产”。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生育的计生政策。早在唐宋时期，人们就提出了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强调“少生优生”。民间诗人王梵志甚至以诗歌的形式宣传这一理念，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一句便是“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在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实施的计生政策尤为引人注目。他鼓励国民生育，增加国内人口。为了激励生育，勾践推出了丰厚的奖励政策。据史书记载，越国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生产时会派医生协助。生男孩奖励两壶好酒和一条狗，生女孩则奖励两壶好酒和一头猪。若是双胞胎，提供免费保姆；若是三胞胎，甚至安排免费奶妈。与此越国也实施了强制早婚政策，规定壮男不得娶老妇，老男不得娶少妻，未婚嫁的适婚子女，其父母将受到处罚。
到了封建时代的鼎盛时期，鼓励生育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发布了诏令，号召人们及时婚嫁，并鼓励生育。他也动员富人赞助贫困的单身男子娶妻，将计划生育的好坏与地方政绩挂钩。
除了奖励多生的家庭，古代中国还通过解决育龄男女比例失调来实施计生政策。其中，强制早婚是一个重要手段。在鼓励生育的时期，适婚年龄往往被大大提前。例如春秋时期的齐国，推行了男20岁、女15岁的计生政策，鼓励国民早婚。为了解决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一些朝代还消减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以此来响应管仲的计生政策。齐桓公作为春秋霸主，带头响应这一政策，将后宫中未曾侍寝的女子遣散回家，嫁人。此举也算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个特例。除了降低婚龄外，有的朝代还提倡二婚制度。这一系列的措施和策略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对人口问题的重视也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人口调控的智慧和策略多样性。这些策略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国的智慧和决心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求和挑战通过对人口的有效调控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在古代中国，不仅关注战争的胜利和朝廷的安稳，也对人口政策投入了极大的关注。针对当时的婚恋观念和社会现状，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深意的政策，对现今的人口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流传着一种观念，认为男子娶寡妇再改嫁是合理的，而娶二婚女则被视为不体面。这种观念在当时的社会中广泛存在，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却持相反的态度，提倡男子娶寡妇再嫁的政策，打破了旧有的观念束缚。这一政策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人口增长的关注和推动。他们认为，人口的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至关重要。通过各种手段鼓励适龄男女及时婚嫁，避免因为个人选择而导致人口增长的滞后。
为了推动这一政策，颁布了严厉的“计生”政策。在汉初刘盈皇帝时期，如果女子在适婚年龄（15岁至30岁）未能出嫁，将面临五倍人头税的处罚。这在当时是一个严厉的惩罚措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五算”的罚款标准或许看起来不算太高，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笔罚款相当于一年的口粮，足以让人们因为经济压力而及时让子女婚嫁。
除了鼓励生育的口号和标语外，古代中国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问题。他们担心“人满为患”，因此提出了少生甚至不生的口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代的王梵志。他是一位民间通俗诗人，经历过人生的坎坷和忧患。他反对无节制的生育，提出了重视人口素质教育的思想。他的口号“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反映了他的理念，也影响了后来的计生政策。
到了宋末，人口问题更加突出，著名学者马端临正式提出了与现代人口和计生政策相近的“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他的理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来的人口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古代的这些人口政策与现代的计生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都体现了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尽管古代的政策制定是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需求，但对于现今的人口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应该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吸取古代政策的精华，制定出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人口政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思考和创新，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