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教科书总是以一种充满光明的笔触描绘下层百姓的形象，尊称他们为“人民群众”或“劳动群众”。鲁迅却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些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在某种情境下，却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习惯——那就是喜欢凑热闹看客的习惯。无论是遭受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被杀的强盗还是革命党人，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正是因为无法忍受这一现象，才选择了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的一场由下层百姓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在历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在这场运动中，除了那些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百姓，还有一类人同样存在，那就是冷漠的看客。《王大点庚子日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看客形象。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的一名差役，身份卑微，属于社会底层。他的生活虽然平凡无奇，但他的日记却为我们揭示了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一些真实情况。他每天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无论是义和团焚香、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还是义和团对“二毛子”的残忍行径，他都看得津津有味。他甚至还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趁乱的行为。当八国联军入侵时，他依旧出来看热闹，并趁机捞取财物。他的日记里经常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只有在食物短缺的时候，他才感到一丝恐惧。
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他的行为或许让我们感到气闷甚至震惊，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后，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他们冷漠、自私，缺乏民族感情。面对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人被烧成焦炭的惨状，他们毫无感觉。甚至当洋人入侵时，他们不仅没有开展游击战争，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他们只是将这场运动视为一个看热闹和占便宜的机会。
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像王大点一样，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他们的行为或许让我们感到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意识到，历史并非总是光明的，而是充满了复杂和矛盾。他们的行为和态度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那些容易被忽视和误解的群体。在鲁迅所描述的仙台学医时期，有一种深切的忧虑在人群中弥散，关于那些对日本人的残忍行为麻木不仁的旁观者，他们的存在与王大点的同类无异。这些人若无实质性的改变，任凭他人如何努力，事情也难以有所进展。
回溯历史，当我们谈及战争，那些前线官员与将领的焦点，并未主要集中在英军的战斗力上。相反，他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痛斥“汉奸”上。战争结束后，朝廷并未真正深入了解他们所对抗的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被“汉奸”的阴影所遮蔽。
“汉奸”一词，在战争前已在清廷高层流行。当时的御史邵正笏在谈论“夷人”问题时，明确提到了“汉奸”的行为。林则徐对“汉奸”的定义更为严格，凡是与洋人有私下来往的人，都被他归为“汉奸”。他在禁烟期间，更是将抓捕“汉奸”作为首要任务，并多次向朝廷报告其整治“汉奸”的成果。
随着战争的爆发，朝廷上下更是将“汉奸”视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从广东到浙江，前线官员纷纷指责“汉奸”探听军情，与洋人勾结，破坏战事。林则徐亦不例外地将广州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于“汉奸”。
这些奏折中满满的“汉奸祸国”论，不仅让前线官员深信不疑，更让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皇帝对各地战事的失利以及“汉奸”的祸害深感忧虑，甚至开始担忧京城的安全。他特别交待军机大臣，要严防“汉奸”潜入天津城，与洋人里应外合制造事端。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无论是前线官员还是朝廷高层，都将“汉奸”视为敌人，他们的存在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这种对“汉奸”的极度警惕和谴责，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忠诚与背叛、正义与邪恶的深刻思考。这种过度聚焦于“汉奸”的现象，也可能遮蔽了真正的敌人与问题，使得国家在面临外敌入侵时，未能全面、深入地分析形势，从而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天津，作为五方杂处之地，历来是治安管理的重点区域。地方官府深知此地最易藏奸，因此已在城内城外严密布置，分配街道巡查，专司侦察。无论是居民、铺户、店寓还是寺观，一律编入保甲系统；地方绅士与耆老也被委托协同稽查，其管理之严密可谓滴水不漏。
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尽管人烟稠密，军民混杂，却仍不时传出汉奸匪徒的潜入。所派遣的侦查人员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暗加侦察，不得马虎松懈。
事实上，关于汉奸的忧虑，其实远未如朝廷想象的那样严重。道光皇帝对汉奸的恐惧，实乃受到前线官员的误导。这些前线官员在奏折中大谈汉奸带路祸国，更多的是为了推卸自身的战败责任。也有部分官员如林则徐，确实深信广东、浙江等地汉奸众多。
对于汉奸的指控，确实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在第一次战争期间，清廷官员对汉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接济英军、煽惑民心、充当文字翻译及后勤劳役、为英军搜集情报、充当向导以及直接参战等。这些指控中，部分属实。
例如，一个叫“布定邦”的人，就曾为英军提供过物资接济。英国海军军官Bingham，J．E．在其《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中也提到了此事。普通商民在战争期间与英军做买卖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当清廷开始严厉惩办汉奸后，沿海民众参与这些工作的积极性迅速降低。西方传教士当年所办的《丛报》曾发表过许多关于战争的报道，其中一篇英军回忆文章描述了民众参与汉奸工作的积极性降低的情况。对此，英国人给出的解释是清廷对汉奸的严厉惩处政策和无处不在的“密探”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为英军充当间谍者因其工作的秘密性质，并未受到类似的压力。英军能够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对情报的准确掌控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间谍所传递的情报非常准确，对英军在战争中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那场历史浩劫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并未像“旁观者”那样只看热闹。他们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困境，同时也展现出了不同的立场和选择。更多内容请关注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