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初的上海，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周末的交际舞会是一场灯红酒绿的盛宴。当时上海人善于模仿，交际舞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中蔚然成风，建造西式舞厅成为热门投资选择。在这百余家舞厅中，最为出名的有黑猫舞场、百乐门舞场和仙乐舞宫等。经过激烈竞争，百乐门、仙乐宫、大都会和丽都脱颖而出，并称为上海四大舞场，其中百乐门尤为盛名。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北京最大的夜总会取名为“天上人间”，虽无法确定是否受到百乐门的启发，但在寻欢者的心目中，“天上人间”无疑是最销魂的地方。当年的百乐门确实无愧于“天上人间”的赞誉。盛七小姐斥资六十万两白银，聘请当时最负盛名的设计师杨锡缪打造，建筑样式采用三十年代国际流行的Artdeco风格。百乐门楼顶中央的玻璃银光塔座璀璨夺目，霓虹灯的光芒能照耀一里之外。
百乐门的主体建筑共三层，第二层和第三层为舞厅。二楼舞池宽敞，面积达五百多平方米，被称为千人舞池。舞池中央采用汽车钢板整体支撑，形成独特的“弹簧地板”。当众人共舞时，这种地板会合着音乐的节奏倾斜和震颤，让舞步更加轻灵。这种设计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使得百乐门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舞池周围以磨砂玻璃铺成，下装彩色灯泡，晶莹剔透。除此之外，还有中池、小池、习舞池等不同的舞蹈区域，满足不同舞客的需求。三楼则有回马廊和著名的金光小舞池，为舞客提供了更多的舞蹈空间。
百乐门不仅吸引了众多的舞者，还孕育了红歌星。梁实秋的第二任妻子韩菁清年轻时即在百乐门走红。百乐门的乐队——纳尔逊乐队和吉米金乐队——也是上海最受欢迎的乐队组合。在那个时代，舞场的诞生也催生了“货腰女郎”这一职业。舞女们大多来自茶楼酒家的女招待、转行、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以及贫苦人家的女孩子。她们通常年龄在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依靠青春吃饭。
舞女的收入颇为丰厚，但她们的生活开销也很大。舞场的规矩繁多，舞女需要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才能进场伴舞，这保障了舞女和舞客的安全和利益。舞女们还得签订合约，无论个人生意如何清淡，都得在舞场坐够规定的钟头。可见虽然舞女们风光无限，但背后也有诸多艰辛。
在上海滩，舞女被称为“龙头”，舞客被称为“拖车”。舞客邀请舞女跳舞时，需要先开香槟，然后再给舞女一定的小费。为了避免众舞客争抢舞女引发冲突，舞厅普遍实行“买钟”制，舞客可以买断某段时间与特定舞女共舞。
百乐门舞场是当时的上海滩上的璀璨明珠，不仅提供了跳舞的乐趣，也孕育了红星和故事，展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风貌。红舞女，她们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各大舞场中尤为耀眼。被舞场豪客争抢的红舞女，如同璀璨的明珠，舞票在手，收入可观。背后也隐藏着风险，被地痞、流氓盯上的危险时刻存在。有些红舞女在年华逝去后，并未选择简单的从良生活，而是转变为大班，成为舞场的灵魂人物。她们人脉广泛，熟客众多，善于利用手中的资源为新人搭桥，从中抽取佣金。她们在娱乐业中举足轻重，负责管理舞女，发掘新人，掌控人气指数，与黑白两道都有交情，能够为舞女排忧解难。
说到红舞女，不得不提那些色艺俱佳的舞后。如上海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大华舞场的陈雪莉等，她们的舞姿和风采都是当时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每晚舞厅中的红舞女总是姗姗来迟，以显示其尊贵身份。她们的行头时髦，每天必换，以风姿绰约吸引众多公子哥儿为之倾倒。
在现代社会，有一对大学情侣以他们独特的方式演绎了现实中的“神雕侠侣”。女生胡雅洁是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而她的“过儿”胡默斋来自西华师范大学。他们对汉服有着浓厚的兴趣，每天穿着汉服上课，课余背着弓箭练习射箭。周末，他们在校园里抚琴品茗，如同穿越回古代一般，令师生们惊叹不已。
这对现实中的“神雕侠侣”因对汉服的喜爱而结缘，他们穿汉服、练射箭，假期一同游山玩水。他们穿汉服的行为不仅仅是为了复古，更是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每当穿上汉服，他们都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他们在校园和街头的出现，总能吸引无数的目光，甚至遇到其他的汉服爱好者，共同交流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他们的事迹在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广为流传，成为了现实版的“穿越剧”。他们的爱情故事让人们羡慕，甚至引发了许多人对那个年代的憧憬。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代表，用他们的行动诠释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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