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医学教育的背景下，临床医生的实践能力似乎正面临新的挑战。人们普遍关注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医生是否越来越不会看病？为此，我们深入采访了多位专家，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医学教育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够培养出刚出校门就能包治百病的医生。与过去相比，当前临床医学生的实践能力确实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指出，临床操作技能、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都属于临床医学生的实践能力范畴。他强调，要保证临床实践的质量和效果，必须在学制上给予学生充足、规范的见习、实习时间。例如，临床医学5年制的课程设置中，至少应保证2年的时间用于临床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临床见习、实习。
当前医学教育面临一些问题。由于学校扩招，一些本科生的临床实践无法得到保障。对于医学生至关重要的毕业后教育，在教育改革中也出现了概念上的模糊。柯杨介绍，目前我国的临床医学毕业后教育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但在这三种形式下，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考核标准却参差不齐。
更为严峻的是，医学教育的本质应是高等职业教育，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政策性不强、实际操作层面不重视，一些本来全面、系统的标准越来越“形同虚设”。尽管教育部和卫生部给出了实践能力的考核指标以及教学大纲，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标准并未得到充分执行。
曾益新等专家提出，要解决当前医学教育中的问题，首先要统一临床医学生培训的年限和内容。他们建议将住院医师培训规范化制度与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双轨合一”，明确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就是临床技能训练。还要解决“临床专业学位培养”研究生以及临床医学长学制后期实习学生的合法执业身份和考核准入问题。
即使有了明确的培训和考核标准，临床医学生在实践中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一位专家形容道：“临床实习小组越来越大，实验动物越来越小。”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前医学教育的“特殊资源”供不应求。随着医学生的增多和教育经费的有限，动物、“大体（遗体）老师”、“标准病人”等特殊学习资源变得“供不应求”。紧张的医患关系和病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也使得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感到无所适从。
当前的医学教育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为了培养出优秀的临床医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医学教育中的实践环节，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实践机会和时间。还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政策标准，保障临床实践的质量和效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既具备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能力的优秀临床医生。柯杨医生强烈呼吁患者们深入理解临床医生的成长之路。他解释道，临床医学生的培养过程绝非儿戏，而是在带教老师严格的指导下逐步进行。学生们从简单的实践操作开始，逐渐提升难度和规模，绝不会盲目地用病人做实验。这样的培训体系确保了医生的专业素养和患者的安全。教学医院在此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学8年制的培养模式和效果备受专家赞誉，但其高入学门槛、小规模和百年积淀难以被复制。协和的医学生是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培育出来的，特别是学制内和毕业后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曾益新表示，协和的优秀传统之一是“人人好为人师”，这里的医生和教授们自觉地把培养学生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他们习惯于随时向身边的实习生传授疾病的发病机制、鉴别诊断和处理方法，这对医学生的成长极为有利。这种优秀的教学文化是一种理想化的教学模式，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医疗和科研的功利性可能会对教学热情产生影响，导致真正达标的教学医院不足。柯杨指出，不论是学制内还是毕业后的教育，教学医院都是医学教育链条的关键环节。但目前大多数教学医院都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院，医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而医院的教育功能投入又不足。大多数教学医院只能依靠传统的带教责任感和医生的自觉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当前，主任医师、教授、研究员的职称评定以论文等级和发表数量为硬性考核指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老师对学生实践能力教育的投入。柯杨认为，改善职称评定体系、鼓励医生投入教学是大学人事管理的重中之重。专家们指出，在当前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下，应该严格审核教学医院，建立临床医师带教的准入制度。应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及带教质量进行客观评价，并与绩效工资及职称晋升挂钩，建立良好的教学激励制度。也许这样，我们才能有效解决教学医院面临的各种挑战，确保医学教育的质量，为医疗行业的未来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医生。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政策、制度、经济等多个层面为教学医院和医学教育提供支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医学教育的使命，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培养出更多卓越的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