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演进中，唐朝与宋朝的政治风貌展现出了鲜明的差异。唐朝开放包容，政治气势雍容豪迈，主要尊崇儒家学说。到了宋朝，同样的儒家学说却变得迂腐，对外政策既保守又软弱。这样的变化背后，隐藏着宋朝统治者对武力的深深恐惧。
从唐朝到宋朝，历经二百多年的战火洗礼，中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臣子弑君和兵变司空见惯，成为常态。在这个武力至上的时代，骨肉相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当梁朝灭亡时，太祖的八个儿子（包括养子）全部被杀害。五代的十三位皇帝中，只有少数几位皇帝的子嗣得以留存，其余的皇帝子嗣均被连根拔起。这一切使得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意识到，武力争夺、兵变夺取政权的现象必须得到制止。
为了结束这一切，赵匡胤决定重新创建游戏规则。他通过各种方式防止武力的发生，首要之举便是收回了将军们的军权。赵匡胤设宴邀请功臣们一同庆功，并在宴会上戏剧性地收回军权。接着，他完善专制集权，以巩固宋王室的权力和地位。他将禁卫军的统帅权一分为三——殿帅、马帅和步帅，也就是常说的“三帅”。三帅分别掌握不同的军权，互不关联且相互牵制。赵匡胤还设法分开了军队的指挥权和调动权，使得没有枢密院批准的文件，任何人都不能调动禁卫军。赵匡胤还从各个方面限制武将的权力，以降低他们在朝廷和国家中的地位。每当讨论国家大事时，武官的参与感都很低；文武官员的升职道路也不同，文官升职容易，而武官升职则困难重重。为了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武力观念，宋朝先后七次下令禁止个人私藏武器，禁令范围从京城拓展至全国，武器的类型也从军队兵器扩展到了百姓日常使用的刀具。甚至到了天禧五年，连民间祭祀和社戏的仪仗刀枪也不能使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氛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朝廷对武力的限制和打压不仅体现在军事领域，还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不仅反映了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对武力的恐惧心理，也深刻地影响了宋朝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宋朝虽然武力较弱，但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种治国理念的影响深远，对于我们理解宋朝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宋朝的皇权在历史的刀光剑影中受到了惊吓，宋朝的皇帝们对武器产生了过度的警觉，仿佛它们都是潜在的威胁。为了防止历史的重演，他们开始对武器和武官实行严格的管控。而这一切的倡导者，是那位出身武将却酷爱历史和政局的赵匡胤。
赵匡胤在巩固皇权的过程中，不仅为武器和武官设置了枷锁，更是对文官进行了巧妙的制约。他深知文官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因此他巧妙地运用了“分权”与“制衡”的策略。他将宰相的权力分解为军权、行政权和财权，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来执行，以此来削弱宰相的权力。
赵匡胤还将官员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并规定了官员的最长任期。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独揽大权，他在各地设立了监督机构，以确保地方政权在皇权的掌控之下。他还通过设立转运使来管理各地的财政大权，进一步削弱了地方财政的权力。
虽然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冗官现象的加剧，但宋朝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贵族起兵叛变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从此，宋王室的统治稳定，独断专行，群臣不敢与之争锋。赵匡胤在政治制度上的设计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天生的政治家的才华。
宋朝的政治制度不仅开创了君主专制的新境界，而且实现了自秦朝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升级和飞跃。这一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观念，使得人们不再以上战场、立功勋为荣。民间流传的俗语“做人不要做军人，做铁不要做尖针”反映了这一时代风尚的变迁。
在这一背景下，宋朝男人由崇武转变为崇文，沉浸在书的世界中，很少运动，导致他们的体质逐渐变差，性格越来越内敛。这一现象被描述为“人们都崇尚读书，即使天生武力卓越也毫无用武之地”。武事逐渐被荒废，民风日渐柔和，男人的体质文弱如同生病的人，说话声音轻柔，性格温柔如菩萨，胆子大得像被驯服的羊。
赵匡胤的这些举措虽然保住了宋王室的统治地位和利益，却导致宋朝战斗力的不足和政治体系的分散。在经历几次败仗后，宋王室被迫撤离中原，逃向南方另立政权。这一历史事件提醒我们，权力的平衡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同样重要，过分的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
赵匡胤的治国策略在宋朝初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也为宋朝的衰落埋下了隐患。他的举措反映了古代中国在权力平衡和军事力量之间的挣扎与探索，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