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光的步履迈入2023年，回首过去不难发现，中国社会的结构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正在发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渐加快，预计在未来年均减少约800万人。这一趋势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生育观念变迁与社会结构变化。
在这一背景下，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指出，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呼吁，是时候全面彻底地审视和调整计生国策了。他强调，各地数据均显示，“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数量远低于预期，这反映了政策制定时的预测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一观点在北京市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印证。
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申请家庭数量远低于政策制定时的预期。尽管统计数据预测了政策放开后将新增一定数量的人口，但实际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类似的情况也在全国其他地区出现，申请家庭比例远低于预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数量远少于预期呢？经济成本的考量、抚养孩子的时间成本、以及对现有生活方式的满足，都是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研究员蒋永萍指出，妇女的意愿在生育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负担对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降低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系列的观察和数据揭示了社会的深刻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和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如何平衡家庭、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制定更加符合时代需求的政策，以适应这一深刻的社会变迁。这是一场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深刻讨论，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期待在这个过程中，能找到一个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的社会发展之路。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反响较为冷淡其实并不令人意外。根据他们多年的调查数据，在北京地区，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比例一直稳定在大约25%。她指出，影响家庭选择生育二孩的因素多元化，包括经济压力、教育成本以及照料孩子的时间成本等。
其实不只是“单独二孩”政策的申请情况远低于预期，上海作为典型的案例，尽管有200万个“双独”家庭，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在生育二孩的问题上，意愿与实际行动之间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据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有意愿生育二孩的家庭占比在40%～50%之间，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实际提交的申请仅有1.5万例。
人口结构的问题日益凸显，是促使“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关键因素之一。早在2012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滑，相较于上年减少了345万人。预计至2023年以后，年均减少人数将接近800万人，人口老龄化速度显著加快。
北京的数据更为具体和鲜明。在推出“单独二孩”政策时，北京公布的数据显示其低生育水平已经稳定多年。户籍人口生育率已连续18年维持在1左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1.6。自2000年以来，北京的常住人口出生率一直处于超低水平，低于10‰。与此人口结构性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近年来，户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幅减缓，“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北京的家庭户均人口也低于全国水平，2012年的数据显示，全市户籍人口中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5人。
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对此表示担忧。他提出，“单独二孩”家庭的申请数量远低于政策制定时的预期，这反映出政策预测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偏差。他呼吁应及时调整政策方向，并强调这些数据揭示了中国人对生育观念的转变已经到了根本性的地步，应全面审视和调整国家的相关政策。
全球范围内，许多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面临着相似的人口下降问题。如欧洲各国、韩国、新加坡等，尽管尝试通过补贴等手段鼓励生育，但仍然无法有效吸引人们增加生育。甚至在日本，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青年中有20%选择不婚不育，这导致日本的低生育率以及未来人口的大幅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一系列的挑战和变化，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例如自2015年以来，江苏南京市和泰州市等地相继放宽了再婚夫妇生育孩子的规定。这些调整或许为未来更全面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综上，当前的生育现状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化，也提示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与生育相关的政策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