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泰兴济川中的学音乐教师吴萍，在监考时猝死，而在场的考生直到考试结束时才发现。最终吴老师不治身亡。而这件事在这两天不断发酵，媒体、网友各方热议，毫无疑问，这事儿又被怪到了中国教育的头上。我不是专业学教育出身，没什么资格评判教育的对错。但是这件事却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那是美国心理学家拉坦内和达利做过的一系列心理学经典实验：
3个相关的心理学实验
1.房间内的烟雾
一群大学生被邀请参加一个讨论。在讨论开始前的准备阶段，他们要在一个“等待室”内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等待室”，已经事先装好了机关，会在他们填写问卷的6分钟里，不断喷出无害但是很吓人的白色烟雾。实验者设置了三种情景：1)等待室只有一个大学生;2)等待室里面有三个互不相识的大学生;3)实验室有三个大学生，但实际上有两个是托儿，他们对烟雾不管不顾。实验者分别记录下三种情况下，大学生报告等待室内烟雾的情况。
实验结果：在2-6分钟内，1)里面75%的学生报告了烟雾，2)的情况下是38%，3)是10%。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在看下一个，会更离奇些。
2.受难的女士
招募大学生在一个房间内填写问卷，事先，会由一位女士教导大家如何填写问卷。她在讲解完之后，会去隔壁的屋子里处理事务，在这个屋子填写问卷的大学生，能清楚地听见隔壁的动静。几分钟后，隔壁传来一声巨响，接着就是那名女士的呼喊声：“哎呦!天啊!我的脚不能动了……”实验者设置了四种情景：1)一个大学生单独在屋里;2)两个大学生，彼此是朋友;3)两个陌生的大学生;4)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是托儿，对女士的呼喊不管不顾。实验者记录四种情况下，大家对受难女士的反应。
实验结果：四种情况下，有人跑去帮忙的比例分别是70%，70%，40%和7%。
这个实验，看起来是不是和前面的新闻有点像了呢?
3.癫痫病发作的人
实验者安排大学生在一个小房间内，告诉他要与隔壁房间的人进行一场讨论。讨论会正常的开始，但是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隔壁参与讨论的人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接着他的声音越来越模糊，但是听上去激动不安，最后“砰”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再说话，他的表现就像是癫痫病发作了。实验设置成三个情景：1)参加讨论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大学生和癫痫发作的人;2)参加讨论的是三个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癫痫发作的人和一个托儿;3)讨论的是六个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癫痫发作的人和四个托儿。实验者会观察不同情况下，参加实验大学生的反应。
实验结果：在那个不幸的讨论者癫痫发作结束时，大学生采取行动的比例分别是85%、62%和31%，而三种情况下，大学生采取行动的平均时间分别是52秒、93秒和166秒，即参加讨论的人越少行动越快。
为什么会见死不救?
拉坦内和达利的系列实验，印证了心理学上的“旁观者效应”：即旁观的人越多，一个人采取助人行为可能性越小。对此现象，多数人支持的解释是责任分散。当有很多旁观者在场，因为大家都是潜在的施助者，所以每个人倾向于认为自己承担的责任会更小，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都没采取有效的帮助。
这系列实验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现在回过头来看吴萍老师的悲剧，简直就是旁观者效应实验的现实版重现。只不过房间内的是一群中学生，他们填的是考试卷而非调查问卷，而参与者有几十人之多。
现在网上很多声音是在指责在场的考生，说他们见死不救云云。诚然，一个生命在他们面前死去，他们没有第一时间采取救助行动，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从道义上他们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真的要上纲上线到“冷血”的地步吗?如果换一个群体，小学生或者大学生、日本中学生或者美国中学生、成人或者孩子，不少人都有可能采取一样默然的态度。抑或换一个情景，这是在市中心步行街上的抢劫案，或者有人在居民区纵火，或者是在饭店内当众杀人，还是会有很多人没有上前施救。我说的这些不是空穴来风，就在两年前，就有一群人在某快餐店内当中打死一名女士，却迟迟没人伸手援助。
责任分散，这是人性的弱点，就像人类的懒惰与自私深深埋藏在人的心底里面。当然，影响助人行为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求助信号的强度、求助者与帮助者的距离、助人的风险与代价等。那一天，如果在考场里面只有很少几名学生，如果考场里面还有其他监考老师在场，如果吴老师病发时产生了更大的动静，或者她坐在前排，这个悲剧可能不会发生，吴老师还有抢救回来的希望。但是生活没有如果，斯人已逝，逝者不可复生。
虽然人性的弱点很顽固，我们还是要希望这样的悲剧以后少发生一些，毕竟在实验中，我们还是看见了有人采取了助人行动，毕竟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有人勇敢站出来，我们相信人性还是有光辉存在的。
延伸阅读：
对于这个新闻，有一种声音是说，现在的教育中缺乏安全教育、责任教育，甚至是国学教育。对于安全教育我觉得没有异议，总有用到的机会，但是责任教育和国学教育就不好说了。我仅仅再举一个实验供大家思考。
实验者安排一些神学院的学生，去另外一个学院做关于“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演讲(这是《圣经》中一个乐于助人的故事)。在去演讲的途中，有一个形容憔悴的人蜷缩在道旁，不停地咳嗽并痛苦地呻吟。实验者们在暗处偷偷观察，这些神学院的学生是否会上前帮助他们。实验被设置成三个情景：1)这些学生迟到了，必须立刻赶到目的地;2)学生能够准时到场;3)学生的时间充裕，不担心迟到的问题。
实验结果：三组学生中给予帮助的比例分别是10%、45%和63%。
“即，尽管受过很多的助人教育，哪怕马上要去教育别人助人，只要时间紧迫，人们还是不太愿意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