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丁戊奇荒：李提摩太的视角
自清廷官员称之为“此千古奇灾，是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从1876年至1879年，持续整整四年。这场饥荒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上亿人受灾，至少有一千万人因此饿死。其中，尤以1877年和1878年的灾情最为严重，因而被称为“丁戊奇荒”。
这场大饥荒对于晚清政权来说是一次巨大的考验。传统农业帝国下的“荒政”在天国之乱后已支离破碎，而近代的社会救济和保障体系则远未建立。尽管饥荒如此惨烈，前后四年间，尽管有小规模的民众，但最终并未演化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晚清时代，控制力无法深入底层社会，这样的现象简直堪称“奇迹”。
这个“奇迹”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李提摩太的介入。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到中国。丁戊奇荒期间，他恰在山东传教。
灾情在山东五月份已十分严重，平民开始群起“吃大户”。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情景。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被饥民邀请成为他们的领袖，希望他能带领大家举行。因为当局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饥民们活不下去了。李提摩太并没有答应成为他们的领袖，而是选择留在山东从事赈灾工作。
当李提摩太来到山西时，他对于没有出现大规模感到“纳闷”。他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山西的惨状，所见到的一切如同人间地狱。尽管情况如此恶劣，山西的百姓却没有像其他省份那样出现大规模的。
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并没有完全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许，官府对饥民的镇压是一个因素；或许，饥民们认为洋人能够为他们抗衡官府，所以他们邀请李提摩太出面带领他们抢大户。但无论如何，李提摩太作为洋人的特殊政治地位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场大饥荒是晚清时期的一次重大事件，对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提摩太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他的观察和记录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灾情的严重性，还让我们对那个特殊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遥远的年月里，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在太原以南的这片土地上演。敞棚内，有身躯横陈，腰缠绷带，命运未卜；小河沟里，有躯体浸水，因野狗的拖曳而暴露冰面；路边洞口旁，有半身着破烂衣裳的人奄奄一息。更有两个年轻人，手持拐杖艰难前行，其中一位还背着他的母亲，那母亲已无力行走。当我目睹这一切，年轻的求助者向我伸出双手，这是我离开太原后第一次遇到乞讨的人群。
2月2日，我行进至太原以南五百三十里的地方，所见的景象更是惊心动魄。城门前，男尸如屠宰场的猪般被弃在一起，女尸亦然，她们的衣服被剥夺，换作了生存的食物。马车将尸体运往两个大坑，男女分投其中。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惨剧啊！
然而在这灾难背后，李提摩太博士却面临着一个深深的困惑：为何在这样的苦难面前，社会依然保持着秩序？他最终给出的解释是：每个村落都贴出了告示，宣布巡抚的命令，对者严厉打击，使得犯罪现象出奇地少。人们都听从命运的安排，只有在母亲埋葬孩子的时刻，才见到泪水的流淌。
然而李提摩太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山东巡抚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民众依然会选择大户，并希望有一个洋人作为他们的领袖来提供保护。这背后的原因，或许与李提摩太未能深入了解这次灾难的真正原因有关。
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是这次饥荒的重要原因。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使国内种植合法化。短短的时间内，山西农民开始大规模种植，因为种植比种植粮食更赚钱。这使山西的耕地和劳力大量转移到种植上，导致粮食产量迅速下降。当年的《申报》已经指出：“山西自广种以来，五谷所产渐少，民间毫无盖藏，一遇旱荒立见奇拙。”
在这场波及上亿人、覆盖整个北中国、饿死千万人的大饥荒中，虽然引发了无数的暴力事件，如山东、河南等地的抢大户，但却没有爆发值得史册一提的“农民起义”。这是因为传统农业中国底层社会的直接整合者——乡绅士大夫们在这场灾难中的立场和态度至关重要。
以苏州绅士谢家福为例，他在得知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消息后深感忧虑。他担心这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他在给江南士绅们的信中强调必须采取措施对抗洋人的赈灾行为。这种情绪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西方势力的敏感和警惕。
这场大饥荒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它揭示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回顾历史、铭记教训、珍惜和平与稳定的生活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团结与协作的重要性在面对灾难时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共同抵御困难走向光明。在灾难面前，我们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斗志与决心。谢家福先生，这位有良知的爱国士大夫，对于洋人在灾难中的赈济行为，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与坚决的立场。
在赈灾问题上，谢家福认为与洋人的竞争战斗是必要的。“跟踪济赈”，追踪洋人救灾的路线，以赈灾对抗赈灾，这是防止洋人骗走国人民心的有效手段。他慷慨赋诗，表达他的决心与抱负：
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可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
慕惟连是西方传教士在山东赈灾的代表人物，但谢家福的焦点并不仅在于此。他深感忧虑的是，洋人借助赈灾收买人心的背后，是对中国儿童的诱导和蛊惑。在他看来，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在严峻形势下，谢家福主张急则治标，而这个“标”就是儿童。他担忧地看着这些儿童被洋人驱入“陷阱”，再也不能重新做人。
谢家福的倡议在士大夫圈子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他们意识到，小孩饿死尚是小事，如果被诱去，那才是大不可。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积极收养饥荒孤儿。谢家福明确表示他的行为是敌夷而非赈济。他强调赈济讲究仁心，而敌夷则只知大义。为了大义，他奋不顾身。这种表态赢得了士大夫们的高度赞赏。他们并肩战斗，抵抗夷人，共同承担起拯救儿童的责任。
谢家福在山东地区将活动经费高度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他坚决拒绝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的建议。他认为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救济儿童，因为儿童无法像成年人一样有觉悟，愿意为持节而慷慨赴死。他在日记中说理得心安，并无愧疚。他反复阐释“敌夷”重于“赈灾”的理念，强调中外之界限的重要性。他认为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后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国，因此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日中国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清廷高层也对洋人的赈灾活动持抗拒态度。河南学政瞿鸿禨指责洋人的居心险恶，目的是趁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的阴谋。
谢家福先生及其同仁们的行动和态度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的坚韧不拔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们不仅关注赈灾本身更重要的是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行动和决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在清廷接到奏报后，即刻向山西与河南两省的巡抚下达了明确指令。这两省由于地处内陆，尚未受到洋人的涉足进行赈灾工作，但灾情已然十分严重。对于任何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委婉地开导他们，并设法劝阻其进一步行动。
在士绅的鼓舞下，部分灾民对外来的洋人赈济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情绪。例如，在光绪三年，山东昌乐县的灾民坚决拒绝接受洋人的赈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接受洋人的帮助。类似的情况也在山东乐安县发生，那里的灾民同样不愿意接受洋人的赈济，甚至协助当局传播关于传教士的负面传闻。
西方人士在《申报》上刊文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河南的饥民们对传教士分发的银两拒不接受，他们认为传教士的意图是通过施舍银两来收买人心，诱导人们加入教会。他们警告彼此，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领取。更甚者，他们仿照《铁泪图》制作了一系列宣传画，指控传教士诱导人们入教并虐待他们。这些宣传画被广泛张贴，显然背后有知识分子、即河南本地的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传教士们多次尝试进入河南进行赈灾，但当地民众和的反对声音十分强烈。他们不允许传教士逗留，更不允许他们以任何方式参与当地的赈济工作。如果传教士们不离开河南，他们会面临生命危险。河南的反教情绪远远超过了其他省份。开封的居民在得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后，纷纷张贴告示表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书院甚至宣布罢课，声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进行赈济的计划。在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几乎成功地阻止了西人在其境内发放任何赈济物资，这得益于本土乡绅和当局的紧密合作。
西方传教士参与“丁戊奇荒”的赈灾活动，其初衷自然是为了推动教会的发展。当他们在山东的赈灾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后，将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等地就成为了他们的自然选择。朝廷和士绅对洋教的排斥也并不意外。对朝廷而言，频繁的教案已经让清帝国倍感困扰；对士绅而言，“华夷之防”是大义，而赈济灾民只是小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饥荒中，没有发生任何值得一提的针对当局的“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在此功不可没。他们的赈灾活动不仅未能弱化社会矛盾，反而全面转移了灾区及非灾区士绅们的矛盾指向。他们取代了朝廷，成为了士绅们眼中的“头号敌人”。失去了士绅参与的农民，由于缺乏底层资源整合能力和提出合理利益诉求的能力，其结局可想而知。
可以说，这场大饥荒中的传教士们，虽然初衷是为了推动教会的发展，但他们的出现和赈济活动却在无意中为当局缓解了压力，成为了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