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的铬渣污染事件，如同一道沉重的警钟，敲醒了我们对致癌铬渣治理的紧迫性认识。这场历时六年的整治风暴，背后是一段国家治理重金属污染的不易历程。今天，让我们透过记者的调查，深入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治理困境的深层原因。
一场关于铬渣整治的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场整治始于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化工公司的污染事件。2011年8月，陆良公司将五千余吨铬渣非法丢弃，导致珠江源头南盘江附近水质严重污染。环保部迅速响应，表示将在两年内解决全国现有的铬渣遗留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场整治行动并非首次。早在2005年，国家发改委与环保部联合推出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承诺在2010年底前，对所有历史堆存的铬渣进行无害化处置。为此，国家发改委划拨了大量整治资金。在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仅有7个完成了处置任务，其余的则依然面临铬渣污染的威胁。
资金被挪用和技术瓶颈是上一轮整治行动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对此，云南陆良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记者近期的全国调查也发现，铬渣污染依然危害着广大地区。
致癌的“渣滓山”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污染源。在国家对铬渣处理缺乏规范的时候，这些铬渣被堆放在水边，污水直接排入江河湖海。以天津的同生化工厂为例，生产时产生的铬渣形成了两座小山，静静躺在厂区，与周边村庄仅隔数百米。这里的居民因污染而饱受苦难，癌症频发。
这些铬渣中的六价铬具有极强的致癌和致突变特性，对人和农作物的机体都会造成损伤。据研究，我国堆存的数百万吨铬渣中，即使只有15%的六价铬进入水系，也会使大量水体污染超标。
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受铬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每年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的粮食超过一千万吨。从我国第一条铬盐生产线建成以来，直到1988年前，国家对铬渣的处理一直没有规范要求。那时候的铬渣都堆放在水边，污水直接排放。
环保部门孤力难支。他们甚至向媒体求援，2010年，河南环保厅主动邀请媒体曝光铬渣污染问题。如今，我国的铬渣堆存点共有八十多处，很多都是像青岛红星、天津同生这些已经关闭的铬盐企业的遗留问题。这些“遗产”如同一个个隐形的定时，随时可能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需要更坚定的决心和更有力的措施来应对。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保护我们的环境安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国涉足铬盐产业的企业已逾七十载。直到八十年代末，铬渣的潜在危害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认识的加深，国家开始重视并着手控制铬渣污染，为此已关停并转了五十余家企业，目前仅存的铬盐生产企业为数仅十五家。
追溯到一九九一年，当年国内规模最大的铬盐生产企业——青岛红星，因环保问题被迫停产，成为首家遭遇此困境的企业。自七十年代起，企业已着手处理铬渣，甚至投入两千多万尝试技术处理，然而受制于技术瓶颈，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尽管企业尝试利用铬渣生产砖块、玻璃着色剂等产品，但因缺乏国家标准认证，这些产品难以被市场接受。
技术的不足使得青岛红星等企业的铬渣整治之路尤为艰难。尽管国家在二零零五年出台《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设定明确目标，但整治之路仍充满曲折。在这一年，全国仍有二十五家铬盐生产企业，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铬渣数量高达四百多万吨。
原应成为整治转折点的二零零五年，却未能如愿。结果导致云南曲靖发生了严重的铬渣污染事件。当记者尝试向环保部及中国无机盐协会采访以了解原因时，却遭到拒绝。据调查，除了技术缺陷外，地方监管不力及资金配套不足也是导致整治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环保部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得不向媒体求助。例如二零一零年，河南环保厅主动邀请媒体曝光铬渣污染问题，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推动地方对治理问题的重视。即使河南省发改委在二零零九年成功申请到国家专项补助资金，但地方和企业的配套资金却迟迟无法到位，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
自二零零六年以来，国家投入巨资处理历史遗留的铬渣问题，但资金的使用并不理想。许多企业在得到资金后，并未专款专用，而是将其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五年承诺期后，环保部发布的公报显示，仅有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全部处置任务，仍有十二个省份未能如期完成。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一零年底期间，全国仅处置了百万吨级的铬渣，仍有三百万吨的铬渣遗留祸患。而在现存的十五家铬盐企业中，竟有九家未能完成对遗留铬渣的处置工作。
这一连串的事件揭示了铬渣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技术的不足、地方的监管不力以及资金的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铬渣污染问题，保护我们的环境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