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唐的七世纪，是一段振奋人心的历史时光。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凭借卓越的谋略和强势的统治力，以其独特的手段统一了四方。他不仅以霸道的手段灭国，更以王道的仁心赢得民心。在成功以三千铁骑灭厥之后，他令西、北的诸多民族臣服，并得到了“天可汗”的尊号。关于“天可汗”的具体含义和它所象征的权威，历史上却存在诸多争议和误解。本文将尝试解读这一历史现象，并其背后的深层含义。
对于天可汗制度的释义及其历史背景，罗香林的《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最全面、最深入的论述，成为现今讨论天可汗制度最权威的资料来源。一些学者如李树桐、章群等对此提出了质疑和修订意见，但他们的观点或多或少存在偏颇或证据不足的问题。中华百科全书在整理相关文献时，选择了全面采纳罗香林的观点作为对“天可汗”一词的释义。本文将在此基础上，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评论和补充。
天可汗，又被称为“天至尊”，全名“皇帝天可汗”。这一尊号是在贞观四年，由四夷君长上呈给太宗的。从此之后，塞外各族都尊中原皇帝为“天可汗”，意味着太宗不仅是大唐的皇帝，更是西北各族共同尊敬万王之王。这一称号不仅体现了太宗的尊贵地位，更代表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的建立。太宗以大唐皇帝的身份行使可汗的职责，其成员国既保持原有文化习俗，又接受大唐的官职制度。这种独特的二元体制被多位学者所研究和阐述，如内田吟风的“胡、汉二重体制”，谷川道雄的“胡、汉二元体制”，陈寅恪的“胡、汉分治”，刘学铫的“双轨政制”，雷家骥的“一国两制”。这些称呼都强调了天可汗制度下的双重属性。
作为天可汗，维持国际和平、仲裁纷争、维护各国独立不受侵犯是天可汗的首要职责。各国嗣君即位需得由天可汗下诏册封，军队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亦可由天可汗征调参与平乱。唐朝的天可汗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国际组织性质的机构。诸蕃推举大唐天子为国际盟主，唐朝的声威成为稳定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知名战略学者纽先钟教授认为，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已经建立了类似现代集体安全组织的天可汗制度。
天可汗制度始于唐代武功鼎盛的太宗时代，在高宗、武后时代有所震荡和挑战，但在玄宗时代得以恢复和发展。本文以三部分详细解说：一、皇帝天可汗释义；二、天可汗制度的运作；三、天可汗制度的缘起、兴衰及相关历史背景分析。其中，《通典》记述了皇帝天可汗称号的由来和背后的意义：“大唐贞观年间，诸蕃君长请求太宗为天可汗，自此始也。”自此以后，“皇帝天可汗”成为西北部落首领对大唐皇帝的尊称。传统说法认为，“天可汗”为国际盟主，“西北部落直接称臣于者则称唐皇帝为可汗而不称为天可汗”。“皇帝天可汗”这个称号及其背后的制度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荣耀更是一种实质性的国际责任和联合首领的地位象征。在历史上研究这一制度对于我们理解古代国际关系以及当今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天可汗”不仅是历史的赞誉更是历史的智慧结晶对于当今国际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研究意义希望通过对其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当前国际环境下重建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吸取历史教训避免战争冲突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共同目标。罗香林在《唐代天可汗制度考》中提及了关于天可汗制度的观点，并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记载来佐证。这一观点在实际历史中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例如，西域十六国及昭武九姓向唐朝称臣并置州县，理应称唐帝为“可汗”，但罗氏却将他们划归为国际组织的一环，称唐帝为“天可汗”，这似乎与实际情况不符。相比之下，朱振宏提出的天可汗为外族对太宗的尊号，代表其地位高于西北各民族的君长可汗，这一说法似乎更为合理。
实际上，太宗以大唐皇帝身份兼任西北诸藩的可汗，尊重各族风俗并实行高度自治。例如，阿史那思摩既是唐化州都督，又是右武侯大将军，在接受唐廷管理的前提下，尊重本地风俗并享有高度自治。这种做法与千百年后邓公的“一国两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制度的先例可上溯至五胡乱华时期的刘渊建汉。
刘渊因慕汉风，自认为汉高祖刘邦后裔，尊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为先祖，自封大单于兼汉王，开创了胡汉官制混用的先河。其子刘聪更进一步在国内实行胡汉分治，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主要统辖汉人；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主要统辖胡人。北朝诸君多有仿效，反映到北朝民歌《木兰辞》里，“可汗”与“天子”明显指的是同一个君主。
到了隋朝时期，突厥因天灾国势衰弱，隋文帝杨坚利用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使其分裂。炀帝继位后也继承了这一称号，对启民可汗大加赏赐。然而自始毕可汗立后，局势开始恶化，突厥成为边患，隋末入侵中原数十次。直至李靖雪夜袭后，局势才扭转。唐太宗在接受“皇帝·天可汗”位号前也有疑虑，最终是在群臣及西域、北荒君长的拥戴下称颂此盛况。柳宗元作诗称颂此一盛况。
天可汗制度的运作在贞观四年唐朝击败厥后开始。在这一制度下，唐帝国建立起以唐天子为盟主、绝对核心的天可汗体系。天可汗在政治军事等方面拥有职权主要体现在完善册封制度、控制各藩国嗣君继位并赐唐官官职等方面。这一制度不仅在内附州县得以实施，也延伸到天可汗体系内的各藩国。这一制度的存在和运用旨在扶助弱小、抑制侵略并运用德、力维持东亚秩序。
天可汗制度是唐朝维系国际和绥关系的重要机构之一，通过册封制度、赐官职等方式强化对各国的控制并维持权力均衡减少军事开支。同时这一制度也体现了唐朝作为绝对核心和领袖的地位在亚洲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唐朝时期，受到太宗册封的君长若失去统治地位，其职位会被其子继承，并受到唐帝国的再度册封。比如那位因侄乌纥的背叛而丧命的君长，其子便被册立为大俟利发，继续统领回纥部落。这足以证明唐朝对于藩国君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废立大权。一旦册立的君长出现反叛行为，其官职将被立即剥夺，另立新君。如有不臣之举，即刻受到惩罚。这种现象在各国外交中屡见不鲜，各国君主亦受唐帝国官职，成为唐帝国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必要时，中央还会派遣唐官参与执政。
除了继位需受唐帝国册立外，各藩国还需履行诸如充质、入觐、朝贡等义务。例如，关内道的控制区域便是北蕃和突厥的朝贡路线，河南道则是新罗的贡献区域。每当朝贺之时，各国使者络绎不绝，宫殿之中万国衣冠争相辉映。充质则是藩国为表示对唐廷的信任，派遣子弟长期居留京师，这些王子往往被留在宫中担任侍卫。虽然绝大多数充质是各藩国主动提出，但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些行为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带有一定的武力强迫色彩。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唐对待这些质子的态度是宽容的，并没有虐待他们。
在军事上，唐帝国通过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藩国间的纠纷，共同维持国际秩序。当藩国有不遵守盟约的行为时，唐帝国可藉由天可汗制度组成联军进行讨伐。例如，吐谷浑侵犯凉州时，太宗皇帝便命令联军出击。当国际纠纷出现时，唐帝国也多次以天可汗的身份进行调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天可汗制度并没有明确的章程公约来规定何为不德，应受何种处罚。有学者质疑其是否为一个完善严谨的国际仲裁机构。实际上，天可汗制度更类似于一个集体安全的联盟体系，所有的国家部族结成联盟，共同维护体系内的和平与稳定。
天可汗制度在唐朝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确保了边疆地区的稳定，还促进了与各国的友好交流。这一制度既展现了唐朝的威仪与包容，也体现了其作为国际领袖的责任与担当。从现代角度看，天可汗制度在某些方面与联合国的作用相似，但其组织形态更接近首脑统帅制。这一现象为我们理解唐朝的国际地位与影响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唐朝的“皇帝天可汗”制度是一项独特的政治体制，它的诞生与发展，不仅展现了唐朝皇帝的权威，也体现了大唐盛世的辉煌。这一制度，以皇帝之号“下行”可汗事，在政治、军事、律令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职权表现。
政治上，皇帝天可汗的印玺有对外专用的“天子三宝”，诏书、册文都遵循一定的形式称谓，册封制度也极为丰富。这一制度使得唐朝皇帝的权威得以充分展现，也加强了唐朝对外的统治力度。
军事上，唐帝可藉由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以及助国征讨等事项。这一职权使得唐朝皇帝在国际间具备了强大的影响力，也为唐朝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律法方面，《唐律》中的“化外人相犯”条，已经具备了现今法学原理中“国际私法”的性质。这表明《唐律》能够适用于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这也体现了唐朝法律的先进性和包容性。
天可汗制度始于大唐武功鼎盛的太宗时期，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之后名实俱亡。这一制度的兴衰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天可汗制度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
太宗时代，天可汗制度的建立并非因唐太宗迷恋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而是迫于唐初国际形势恶劣需要加强武备。在这一背景下，太宗并不想在军事方面过度开支，因此想出以夷制夷、权力平衡的办法，建立了天可汗制度。
网上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唐衰亡的根源在于府兵制的破坏。节度使是在睿宗时才成为固定官职，玄宗时始完成确立节度使制度的。在此之前，府兵制一直运行良好，将领不可能坐大，更别说什么中央弱地方强了。而天可汗制度的建立，也是出于当时的特殊需要。
唐朝的“皇帝天可汗”制度是一项独特的政治体制，它的兴衰与大唐的国力紧密相连。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展现了唐朝皇帝的权威和辉煌。更多关于唐朝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关注奇技网频道，一起历史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