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医疗体系中，医生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接触尸体标本的机会极为有限。平均每10位医生，只有一人能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接触到一具尸体标本。这种现象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培养一名医生需要经手10具尸体标本。现实情况下，许多医生在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解剖训练，只能在书本上、摸索中“纸上谈兵”。这种状况不仅增加了病人的风险，也反映了遗体捐献不足导致的解剖训练严重缺失。
在上海华山医院举办的解剖培训班异常抢手，现场手术台旁，医生们凑近操作、观察、轻声交流，专家现场答疑、指点。尽管培训班规模不大，讲课专家也并非声名显赫，但它吸引了众多医生前来参加，其中不乏大医院的高年资医师，甚至是骨科主任。
吸引这些医生的，正是静卧在台上的那些标本，让他们可以在真实的人体上进行无风险操作，解答行医过程中的困惑。让人忧心的是标本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如果医生失去了“练刀”的机会，谁又能保护我们的生命健康？
许多医生在毕业后基本与解剖“绝缘”，只能在书本上学习手术技术，然后在实践中摸索。像山东临沂郯城县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李尊吉医生所说，他毕业后第一次接触解剖。他们主要依靠看书、听课和看专家操作来学习新技术，然后逐渐摸索实践。如今医患关系紧张，想开展新手术总是面临巨大压力。这种状况在培训班的学员中相当普遍。
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李明磊透露的对比数据令人震惊：中国医生的学习和工作生涯中平均每10人一生只接触过一具尸体标本，而美国培养一名医生则需经手十具尸体标本。这种巨大的差距导致了医生在实际操作中的不足，影响了医疗质量。
华山医院骨科主任姜建元教授表示，他们门诊接待的一些病人因为医生技术掌握不好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华山医院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合作开办了脊柱应用解剖与手术技术学习班。这个培训班自开办以来一直非常抢手，为了保证学员有足够的操作机会，每组限定在不超过6人。
这支由临床一线医生组成的培训团队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总共培养了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的临床医生4500余人。许多基层学员带着问题反复参加培训，许多医院也接连派不同医生前来学习。这些医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了操作的重要性，认为通过解剖操作，对整个手术流程有更深入的了解，能真切地感知危险组织和非危险组织的位置。
当前医学教育中的临床操作训练不足问题仍然严重。一些医生陷入“文字堆”中，过于依赖书本知识和理论，而缺乏实际操作的经验。这种状况令人担忧，因为临床操作的熟练程度直接关系到医疗质量和病人的安全。应该重视医生的实操训练，增加尸体标本的供应，提高医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以更好地保护病人的生命健康。当代临床医师教育的挑战与突破——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例
邱贵兴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泰斗级专家，近期发表观点称，当下临床医师教育存在两大显著问题。其一，年轻医生在手术基本功尚未扎实掌握之际，便急于接触新术式。其二，医生培养过程中，对临床解剖的实践环节重视不足。当下，理论学习固然重要，但仅仅依靠讲课和视频学习，显然无法全面培养医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有专家对此现象提出尖锐批评，称之为“实习医生文字堆中的迷失”和“临床医学研究生老鼠堆中的困局”。
当下我国临床医师队伍现状令人深思。专业技能水平的不均衡性令人担忧。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大多依赖于传统的“师傅”式言传身教。东部发达省市与中西部、大城市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医生手术技艺差距尤为显著。
不可忽视的是，解剖标本的严重匮乏已成为临床医师教育中的另一大难题。每当进行解剖操作前，全体医生都会静默默哀，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都是志愿者生前慷慨同意捐献的宝贵遗产。这些无私的捐献者，无疑为医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每一位医生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感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便是对这些遗体捐献者心怀敬意，医生们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标本不足的困境。廖博医生坦言，如果能有更多的尸体标本供学习使用，将极大地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上海作为一个全国领先的医疗中心，其遗体捐献意向者数量众多，但真正实现遗体捐赠的人数仍然不足。这不仅仅影响了医学研究和教育，更阻碍了临床医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即使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6名学生才能共同操作一具尸体标本；而在资源匮乏的医学院，这一比例更是高达二三十人共用一具标本。这样的现状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只能旁观，无法亲手实践。
面对这样的困境与挑战，我们急需寻找突破之道。如何平衡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如何扩大遗体捐献者的数量、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标本资源，都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医学研究的行列中来，共同为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