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洪流中，总有一些令人扼腕叹息的瞬间。1918年，于北京城北的净业湖畔，一位名叫梁济的文人，带着无尽的忧愤与期待，选择了自沉。他是《京话日报》核心集团群体自杀中的一员。而在此前，《京话日报》的创始人彭翼仲以及现任主笔吴梓箴，也相继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自清末以来，自杀已成为知识分子表达诉求、激励社会的极端方式。如1905年，陈天华、潘英伯、惠兴等人的自尽，他们的主张在死后通过报章披露，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与同情。《京话日报》同人的自杀，亦属于这种类型。但不同的是，自杀者本身即是报人，主张的披露更为完整，同人的评说更为全面，也因此拥有了更大的自我阐释空间。
《京话日报》同人的共同特点是位不甚高，名不甚显。但在1905至1906年的全盛时期，他们通过底层启蒙的形式，推动各类民众运动，使《京话日报》几乎成为北京中下层社会的公共舆论平台。到了1913年复刊时，《京话日报》已沦为诸多“小报”中的一种。梁济等人的自杀行为，除了个人的追求完满，更带有宣扬《京话日报》的启蒙理念、突破守旧的文化形象等深层含义。
在这三位自杀者中，梁济的影响最大。除了其子梁漱溟与知识界的密切关系外，更因为梁济的自杀准备充分，遗留资料丰富。他针对不同对象撰写的遗书，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观点和感受。自尽的详情经《京话日报》报道后，迅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梁济本是一个名不甚显的前清官吏，经过《京话日报》的传扬，连上海大报如《申报》都将此事作为一大新闻进行报道。
梁济等人如此在意世人对其自沉意义的理解与评价，背后反映的是他们的启蒙理想与时下启蒙处境之间的距离。《京话日报》虽主要针对北京中下层社会，但在君主立宪已无法实现、共和现状又无法让人认同的背景下，其可用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已然枯竭。随着民国的建立，《京话日报》的启蒙优势也便不复存在。丧失了思想资源、政治资源，《京话日报》的合法性也就产生了动摇。面对这样的困境，《京话日报》同人只能继续在底层启蒙的路子上摸索，但似乎并非治本之法。
这是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悲壮历史，他们用生命为代价表达了对时局的忧愤和对未来的期待。他们的努力虽未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京话日报》同人的故事告诉我们，即使面临困境和挑战，也要坚持信念和理想，继续前行。在民国时期，法律和政治的权威逐渐取代了道德的权威，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培育出如梁济所期待的“良好之人民”，确实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京话日报》的同仁们，以其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努力在底层社会进行启蒙，他们却很难获得上层文化的话语权，使得他们的主张难以在全社会的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是梁济等人深感忧虑的所在，同时也是《京话日报》在底层启蒙道路上的困境。
梁济等人宣扬道德理想的道路上，存在着众多的对手。除了那些“不守信义”的当局，力倡新思潮新文化的《新青年》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对手。陈独秀对于被梁济批评为“革新的小儿”感到委屈，而《新青年》对于梁济的挑战并未对其人格进行贬损，反而对其有所赞誉。新文化阵营的主要战斗方向是上层文化领域，而《京话日报》虽在下层社会有广泛影响，却并非他们的主要焦点。
尽管梁漱溟为父亲辩护时肯定其人格而反对其思想，但胡适却认为梁济的自杀并非因为精神先衰。胡梁二人的评论虽然触及了某些表面现象，但并未指出梁济等人“返回去”的本质问题。梁济等《京话日报》同人抱持的道德理想，无法借助新的资源完成其道德实践。他们抱持的旧的启蒙目标和途径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这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向社会发布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引起各界尤其是上层社会的重视。梁济等人选择了以自杀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的抗议和呼吁。
梁济的自杀不仅是内心冲突的结果，更是以死明志的手段。他精心安排自己遗书的公布程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社会的关注。他的“自沉”行为并非只是和自己的奋斗，同样是对社会奋斗的一种极端形式。
在社会启蒙的层面上，梁济等人的自杀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自身启蒙困境的努力。他们所警醒的“世人”更多是指向上层社会。梁济的自杀确实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和讨论，然而他所持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却在20世纪20年代才通过几次大争论引发知识界的分裂和碰撞。在这个过程中，梁漱溟作为他的儿子，也积极参与其中。《京话日报》对于旧家庭的坚持，也将在新文化自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不断显现其影响力。
梁济等人在面对社会变革时，努力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并通过各种方式尝试去实践和推广这些理念。虽然他们面临着种种困境和挫折，但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他们的经历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社会的变革中，坚守信念并不断努力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