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全球控烟倡议，我国也实施了控烟政策。多年过去了，烟民数量不降反增，公司的广告也愈发频繁，“低即低危害”的广告语充斥大街小巷，引发了陈竺部长的强烈反响。
陈部长在一场名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策略”的研讨会上愤怒地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科研还能在我国获得奖项？为什么‘低等于低危害’的说法如此盛行，甚至成为公司推销产品的借口？这已经是被国际大量研究证实的伪科学！”
作为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今年我国履行世界卫生组织《控制框架公约》的第六个年头，对“中国式控烟”话题进行了深入。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控烟进展缓慢的原因可能源于对严格控烟措施（尤其是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负面反应的担忧。如同许多医疗卫生问题一样，控烟并非卫生部一家所能达成，而是一个需要社会多方面协作的问题。目前，控烟工作在多方利益的交织与博弈中前行。
为什么要控烟？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未来五年，我们将人均期望寿命提高1岁，这是“十二五”期间的医改目标之一。与此控烟被纳入国家发展核心计划的议事日程，要求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这表明，国家将提高人均寿命的使命寄托在“掐灭一根烟头”上，而非仅仅依赖的医疗技术与药品研发。
陈竺部长从医生的角度，列出一组令人痛心的数据：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死亡约占我国所有死亡的83%，而吸烟已被证实是导致这些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提高的最重要危险因素。目前，我国每年有120万人因吸烟导致的疾病而死亡，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200万。
除了健康威胁，还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医疗经济负担。陈竺表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危害负担最重的国家。随着人数的增加，健康状况将得到改善，相关疾病的住院率也会下降，从而节约医疗资源。
我国的控烟工作仍面临诸多挑战。全球成人调查的中国数据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意识到吸烟的健康风险。除了吸烟危害的滞后性导致人们对吸烟危害认识不足外，控烟协调部门政企不分、烟税与烟价偏低、无全国性控烟立法以及非法广告和公益赞助的存在也是更深层次的控烟顽疾。
业的收益增加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疾病负担，但价廉的仍被视为一种正面的社会益处。地方更倾向于鼓励种植，因为业是唯一的向地方纳税的农产品。业对社会的持久影响力也不容小觑。
可以理解各地在推进控烟工作时存在的“暧昧不清”的态度，以及公司宣扬的“低即低危害”、“中草药烟”、“保健烟”等误导公众的宣传依旧盛行的原因。对于烟包警示标志的双重标准问题，我们必须坚决杜绝。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危害的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应加大控烟力度，制定更严格的控烟法规，提高税和价格，以遏制消费的增长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控烟目标，保护公众的健康。陈竺坦率指出，国内企业在出口产品的外包装上，显著地印有口腔癌症和心血管病变的警示图片，然而在国内市场上销售的，其包装上的警示信息却微不足道，简直可以说是难以察觉。每年，我国的产量巨大，若能将烟包警示标志进行改进，这相当于每年发放了1100亿份健康宣教材料，无疑会对控烟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于税收与卫生经济投入的争论，陈竺有着清晰的观点。他引用了国际经验，提高烟税和烟价并不会减少国家税收，相反，吸烟率会大幅下降，尤其是价格敏感的青少年吸烟者将会明显减少。实际上，为了履行世界卫生组织《控制框架公约》，我国已经提高了税，并建立了相应的履约机制。控烟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陈竺注意到，尽管我国税有所提高，但由于CPI因素，实际价格较五年前有所下降，特别是中低档。他强调，提高中低档的价格是减少青少年吸烟率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卫生部下一步的控烟工作重点。
目前，这位卫生部部长还希望通过医改推动控烟工作。他将咨询服务纳入医保费用，将药物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并在三级医院开设门诊。在陈竺看来，虽然中国控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大。他认为，“缺少一部全国性控烟执法法规”可能是所有问题的症结。面对庞大的吸烟人群，如何处罚违法吸烟者遭遇执行难的问题，尤其在“法不责众”的观念下，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
陈竺还敏锐地指出了一种社会现象：在禁烟的呼吁中，我们常常只听到对烟民的呼吁，而禁烟的对象似乎只是针对“烟民”而非“烟官”。“低低危害”的伪科学说法虽然存在，但烟瘾者仍然喜欢抽烟。对于如此庞大的吸烟人群，如何真正有效地推进控烟工作，还需要我们不断和努力。控烟不仅仅是关于健康的问题，更是一个涉及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的复杂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