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出现了全科医师严重匮乏的情况，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多患者在看病过程中，需要不断奔波于各个专科之间，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
以北京市西城区的程明为例，他因为牙疼引发的一系列症状，不得不在多家医院之间来回奔波。而在美国等国家，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全科医师来解决。全科医师作为社区的“健康守门人”，能够初步诊断患者的疾病，并将需要专科治疗的病患转至专科医师。但在我国，由于全科医师的匮乏，患者不得不自己一个一个专科地跑。
我国医改制度设计中，也考虑了设立全科医师这一角色，以期解决看病难的问题。现实情况是社区医院里的全科医师相当匮乏。据中国医师协会提供的数据，到2011年，我国执业范围为全科医师的执业（助理）医师仅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5%。
这种情况导致全民健康维护网络几近崩溃，百姓健康维护水平越来越差。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龚涛表示，由于缺少全科医师，大家都得往大医院就诊，使得大医院的医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提高诊疗水平。
那么，为何我国全科医师大量缺少呢？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陆君表示，国家的某些政策导致每一位学医的毕业生都想做专科医师，几乎没有人想当全科医师。全科医学在医学上不占重要地位，加上全科医师执业岗位的收入和职业前景无法跟专科医师相比，这也导致了人们不愿意成为全科医师。
不仅如此，全科医师的水平也普遍不高。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数据，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素质普遍不高。这导致了百姓对全科医师的不信任，认为他们什么都懂，但也什么都不懂。加上没有推行全科医师首诊负责制度，病人头疼脑热都要到大医院，结果不仅造成大医院拥挤不堪，也加剧了看病难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回到30多年前，我国是具备发展壮大全科医师条件的。那时的乡村医生就是全科医师的雏形。世界卫生组织在哈萨克斯坦的首都阿拉木图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提出了到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这其实是源于中国的实践。随着医疗的市场化，县、乡、村三级医疗保健网被打破，基层医院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医生大量流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据统计，70%~80%到医院就诊的疾病都是常见病、多发病，没有必要到大医院就诊。发展全科医师队伍，提高基层医疗水平，是解决看病难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和重视全科医学在医学领域的重要性，为全科医师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和职业前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医患和谐、共同守护健康的愿景。北京安贞医院全科医疗的挑战：医生、制度与患者的博弈
前不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全科医疗科主任王以新实地考察了某个社区医疗点，他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一位医生在短短5分钟内就应付了三个病人，每个病例都只是匆匆几句，这个看不了，那个也看不了。王以新对此表示担忧，究竟是因为医生水平有限，还是缺乏工作积极性？这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更是基层医疗面临的普遍问题。
为何病人对基层医院心存疑虑，宁愿选择大医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基层医生的水平心里没底。王以新指出，许多医师也不乐意在社区工作，因为这里不仅待遇有限，职业发展路径也相对狭窄。
对比香港的社区医疗体系，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差异。在香港，如果患者跳过社区医院直接前往大医院诊治，所需费用全部自理。反之，只要负担挂号费即可。更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全科医生与专科医师的薪资水平相当。这种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医生扎根社区，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首诊服务。
而在内地，全科医师的处境截然不同。他们不仅面临着收入上的压力，更面临着职业发展的瓶颈。一个社区医疗中心往往只有有限的职称晋升名额，这严重影响了医师自我提升的积极性。
一些专家建议推行首诊负责制，认为这是吸引高水平医师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有效途径。在国外，这一制度已经运行得相当成熟。患者首先得经过所在社区医生的确认，才能转诊到大医院专科接受治疗。全科医生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水平和能力直接影响着整个医疗体系的运行效率。高水平的全科医生能够吸引更多的患者，同时获得更多保险公司的合作机会，收入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在我国试点首诊负责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基层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有时会压着病人不转诊，这违背了首诊负责制的初衷。龚涛表示，解决基层医院的待遇和职业发展问题才是吸引高水平医生的关键。只有当医生在社区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高的收入，才能真正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服务质量。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政策的持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