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提升的自然结果。自远古时代开始，商业的踪迹便已在中华大地上出现。那时候，人们开始以物易物，逐渐形成了物品交换的习惯，那些从事物品交换的人，我们称之为商人。在先秦时期，商人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商业也受到了的重视。
《周礼》中，载有官方的市场体系，但其价格并非由市场自然形成，而是由来设定。商业的发展，在当时已经受到了的监管和调控。
在《左传》中记载的一个故事，更是展现了古代对商人的态度。在那个时期，国君对商人的政策是：只要你忠诚于我，我也就不会干涉你的生意。这展现出了古代对商人的基本态度。
到了秦汉以后，采取的政策思想并非源于儒家对商业的打压。一些人可能会误以为儒家是抑制商业的根源，但实际上，儒家对商人有着尊重的态度。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位大商人，但他也常常向孔子请教学问。儒家强调贫富与道德无关，无论贫富，最重要的是有德。
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呢？实际上，这一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家。在战国晚期，商人势力强大，甚至能够干预诸侯国的政治。法家为了维护君主的利益，将商人视为敌人，提出抑制商人势力的政策。儒家的经济政策更注重自然无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而法家的商业政策则是国家主导，与民争利。
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被视为基本国策。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呢？因为古代农耕社会的农业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农民是最容易收税的对象，也是最容易管理的对象。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商人则属于他们最讨厌的一类人。商人有能力操纵物价，威胁国家安全。商人的四处流窜也容易导致逃税现象的出现。商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成为地方豪强，威胁到对当地的统治。古代统治者们会出台严格的抑商政策，包括用暴力的手段打击地方商贾。
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中，统治者管理起来更为得心应手，而对于中国古代王朝来说，“重农抑商”政策，更是其治国理念的核心。
当我们深入探讨“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源时，不能仅仅从经济发展的单一视角来解读。事实上，这一政策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考量。
从表面上看，鼓励商业活动似乎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从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角度来看，“重农抑商”政策确实对工商业的发展构成了限制。正因如此，许多学者在改革开放后对这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它阻碍了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发展。
仅仅从经济角度理解这一政策，是片面且不够深入的。在战国时期，李悝和商鞅提出“奖耕战”“抑商贾”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到了汉代，“重农抑商”逐渐演变成一种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地方豪强的政策手段。
在汉代，对商人的限制十分严格。在政治上，商人被禁止穿丝葛绫锦衣物，不得操持兵器或骑马乘车，更不得入仕做官。在经济上，也对商人施以重税，如人口税加倍征收等。这些措施将商人打入政治上的贱民行列。
对于“抑商”，有人从政治角度解释为防止商人威胁朝廷政权，有人从经济角度解释为商人在流通领域活动不利于物质生产。这些解释都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汉代以后，“重农抑商”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土地兼并、缓解社会贫富分化，防止社会两极分化。
在一个农耕经济与商品经济共存的社会中，商人获取财富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会远超农民。这种巨大的财富差距会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最终可能动摇国家的统治。“重农抑商”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平衡社会发展、减缓社会分化的国家政策。
在古代农耕社会，人数众多的农民是社会的基础。当富人聚集财富后，通常会大量购置土地，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流民，加剧社会矛盾。国家在法律政策上抑制商人、扶持农业，旨在平衡社会贫富差异，维护社会稳定。
《汉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深刻揭示了这一政策的实质：“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国家之所以在法律上抑制商人地位，是因为商人已经富裕；而提高农民地位，则是因为农民已经贫穷。朝廷有意压制商人，是因为世俗社会只尊崇有钱的商人；国家用法律制度保障农民地位，是因为官吏鄙视农民。
用国家法律政策来平衡社会贫富之间的社会地位，用政治手段来平衡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悬殊，这才是“重农抑商”最根本的意义。这一政策的实施，旨在确保社会的平稳运行，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