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患病就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历朝历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都曾积极出台各种“医改”措施。其中，赐药于民是历史上一种常见的做法。
从秦汉到清末，几乎在所有朝代的史书中，都有朝廷赐药的记载。尤其是在瘟疫、传染病流行的时候，朝廷和皇帝会大量赐药，以缓解百姓的疾苦。西汉时期的汉平帝刘衎，在元始二年（公元2年）旱灾和蝗灾并发的时候，就曾开展过赐药活动。当时的皇帝年仅十岁，但朝廷依然以皇帝和朝廷的名义，为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服务。这样的举措在古代并不罕见，魏晋南北朝的曹魏、南朝齐、北朝魏都曾有过类似的行动。
除了朝廷和皇帝的赐药行为，地方衙门和官员也会为辖区内的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比如《后汉书·钟离意传》中记载的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一带发生特大疫情，死了好几万人。当时的地方官员钟离意便亲自到疫区照看、慰问病人，送去医药，从而赢得了民心。
除了赐药行为，古代还有一种重要的“医改”方式是建立公众医疗机构。虽然西周时期已有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医疗机构，但面向老百姓的医疗机构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南北朝时期，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建立了“六疾馆”，虽然它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但为穷人提供了救济和收养。而真正的官办医院则出现在北魏时期。
北魏的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小皇帝之一，他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就包括解决民间看病的问题。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北魏曾开展过“送医上门”活动，派医生到基层为患者免费看病、发药。这种方便群众就医的方式，让老百姓得以看得起病。
在古代，“医改”并非一种制度化的行为，而是一种慈善性质的“仁政”。特别是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时期，赐药等行为尤为频繁。虽然古代的“医改”方式简单而直接，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今天的我们，在享受现代医疗便利的也应该铭记历史上的这些“医改”举措。它们不仅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关怀，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在医疗改革中，应该注重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太和二十一年，北魏时代。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体现在医疗卫生领域上的一次大胆创新——创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面向基层的医疗机构——“别坊”。与专为贵族服务的“太医院”不同，“别坊”的设立是为了满足那些看不起病的穷人的医疗需求。这一创举被学者们誉为是中国最早的“人民医院”，并且其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完全免费的。
在《北史·魏本纪三》中，我们找到了关于别坊的详细记载。当年九月丙申日，元宏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为无子孙的70岁老人、无法养活自己的60岁以上老人以及其他残疾人、贫困患者提供了集中安置的住所，即“别坊”。元宏不仅派医师前去救治，还安排太医准备药物，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治疗。这一措施彰显了北魏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
当次子元格继位后，继续贯彻这一惠民政策。永平三年，元格下令设立医疗馆，并命令医署派遣专业医务人员进入，以救治患者。为了确保医疗质量，朝廷对医生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并根据表现给予奖励。这一措施在古代医疗史上堪称一大创新。北魏的这一套面向特定人群的“免费医改方案”，被誉为古代中国医改史上的“划时代进步”。
除了京城地区，北魏还采取了一种惠及外地和边远地区患者的方法：赠送医药手册。为此，北魏专门组织医疗专家，汇编成30卷的“医疗手册”，在全国范围内免费派发。这一举措不仅为基层医生和患者提供了参考，更普及了医药知识。在对外地患者的关怀上，北魏无疑做得相当出色。不仅如此，唐朝的皇帝们也对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唐玄宗李隆基，他曾亲自编制广济方并颁发给全国。为了普及这些医药知识，他甚至命令地方在乡村要道口设立“黑板报”，让百姓了解防病治病的基本知识。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相当完备，其重视医疗普及和立法的做法具有深远影响。
到了宋朝，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皇帝不仅以个人名义推广医药知识，还颁布了多个有效的药方。如《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等。这些药方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在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的问题上做得尤为出色。其民间慈善医疗机构如“养病院”、“安济坊”等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医疗帮助。宋朝在医生职业行为规范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下错药方或拿错药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一时期的医疗改革和创新无疑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从北魏到宋朝，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朝代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上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无论是医疗机构的设立、医药知识的普及还是医生职业行为的规范，都体现了对民众健康的深切关怀和不懈努力。街头药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然而当时这些药店大多是由个体民营经营。到了宋代，街头药店得以纳入医疗体系之中，这不仅让药品市场更加规范，也让百姓能够享受到更为可靠的医疗服务。北宋时期，积极开办官办药店，这些药店提供的成药不仅疗效显著，价格也相对合理，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在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宰相王安石在变法中明确了医疗改革的方向，其中“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确保老百姓能够吃上放心药。除此之外，北宋在解决看病难、让穷人看得起病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宋朝的做法包括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和推广“养病院”。这一做法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唐朝除了在寺庙中设有“悲田养病坊”外，还有为一般官员和宫人看病的“患坊”。宋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养病院”。
就连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也为北宋的医疗改革做出了贡献。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他担任杭州通判时，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提供就医方便，创建了“病坊”，并起名“安乐”。崇宁二年（公元l103年）由官府接管后，更名为“安济坊”。这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此后，“安济坊”这类平民医院在多地建立了起来，明清时期的“养济院”也带有类似的慈善性质。
除了上述种种努力，古代还有很多方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例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等常规办法，往往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以明朝为例，曾多次为灾民免税。明神宗朱翊钧在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和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先后两次免除顺天府和保定地区的老百姓税赋。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经济负担，使得看病变得更加容易。
古代在医疗领域的努力和值得我们肯定和借鉴。他们不仅将药店纳入医疗体系，还通过开设官办药店、推广慈善医疗机构等措施，为老百姓提供了更为可靠和便捷的医疗服务。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历史文献及研究著作。
